当今年年初新冠病毒首次流行时，许多西方评论家迫切地想知道这是否会结束国际教育时代。特别是，这种病毒是否会永久地阻止每年带来价值300亿美元（230亿英镑）学费的学生离开中国？
例如，悉尼大学的社会学家萨尔瓦托·巴博内斯（Salvatore Babones）曾警告澳大利亚大学对中国收入的依赖，此前也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撰文推测，这种流行病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可以召回学生，并引导他们进入本国大学。
实际情况是，一定程度的创造力帮助西方机构避免了金融灾难。以纽约大学为例，在新的学年里，该校已经将其在美国和阿布扎比的2300名中国本科生和800名研究生转移到了上海的校区。
其它国际大学也建立了针对中国学生的在线或混合课程，一些与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等邻近地区的大学合作，由于一些中国学生更倾向于留在离家近的地区，今年这些大学的入学人数飞跃上涨。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国际留学市场永久性调整的开始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这样认为。
在1978年的一个凌晨3点，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接到了其国家科学顾问的电话。根据卡特的说法，这位顾问告诉他，中国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坚持要求我现在打电话给你，看看是否允许5000名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卡特尔回答：“告诉他要送10万学生来。”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开始是在美中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然而，当人们对中国的飞速崛起感到惊讶时，他们常常忽视了国际教育在这一“经济奇迹”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这是中国政府有预见并有目的地追求的角色。尽管中国最好的大学已成为知识引擎，但西方仍然被视为重要的专业知识来源。
更重要的是，中国仍然无法满足国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根据最新统计，从2017年开始，中国有1亿15至19岁的国人。但是，中国只有大约3000所大学。即使只有50%的年轻人想上大学，每个大学也将达到近17000人：许多大学并没有这样的容纳能力。
该教育体系的压力之一就是高考，高考的困难程度众所周知，它是定量分配国内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手段。国内大学的容纳能力也不可能迅速扩大。在现行体制下，国家不鼓励私立大学，因为很难确保它们向学生灌输官方思想。但是，公立大学没有盈利能力，因此他们很难扩大招生人数。
而且，许多国内机构缺乏教育质量。因此，对中国而言，高等国际教育既减轻了国内供给的压力，又为其劳动力市场培养了合格的毕业生。它还使政府能够专注于经济中最富有成效的部门：制造业和技术开发。
家长在这种动态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崇拜教育，虽然他们并不总能把握其价值或目的。由于顶级的国内机构只招收精英人才，普通学生只能在中等水平的国内机构（进入这样的大学会使他们在未来感觉较差）和异国（通常排名较高）的海外机构之间进行选择。许多人出于纯粹旅游的原因选择了后者；大多数中国学生主要是想去西方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并结交新朋友。
换句话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成为满足个人购买需求的另一种奢侈品。在为子女教育积累财富的文化中，父母很乐意为子女的海外梦想提供资金。这似乎不太可能很快改变。
王艳（Sabrina Y. Wang）是一位专注大学测试准备的教育咨询专家。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