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在发展公共用途技术方面起关键作用

坦尼娅·菲勒(Tanya Filer)说,应对社会重大挑战十分复杂,大学应成为致力于发展公共目的技术公司的天然跳板

五月 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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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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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制造业,危机与创造力总是相伴而行。事实证明,这在新冠疫情中也不例外。随着全世界在2020年陷入疫情危机,创新的年轻科技公司将医生的手术转移至线上、将议会数字化并收集公众意见。记者们争相报道初创企业如何改善医疗供应链、加强社会保障、绿化城市空间。

尽管各国政府也依靠大型科技公司来应对危机,但公共资金和风险资本开始流向既能满足当前紧迫的公众需求、又能实现长期复苏的初创企业。这些初创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与学术生态系统的紧密相关。

大学衍生企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1998年至2018年间,仅英国就成立了近1000家相关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这些初创企业几乎遍布所有领域,从生物技术到社交网络约会平台。但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大趋势和现代大学生的使命定位都意味着,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大学衍生企业集中在公共目的技术(public-purpose tech , PPT)上的时代。

可能PPT的实质在于其意图和结果,即服务于主要的公众需求,而非特定的客户寻找特定的产品。这通常(虽然不总是)使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客户。较好的例子包括冰岛大学(University of Iceland)的Carbfix,它开发了碳储存技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Recycleye正在开发用于回收的人工智能;以及佛罗伦萨大学(University of Florence)的Ecodrone,该公司正在开发用于种植新森林的无人机。

投资在增加,尤其是在目前人们认为其使命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领域,如碳减排和交通基础设施。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旗下专注于核聚变的子公司联邦聚变(Commonwealth Fusion)去年筹集了18亿美元(约合14亿英镑)。处理区块链诈骗的Chainalysis筹集了2亿美元。

硅谷经常让人笃信仅靠技术就能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PPT企业认为,技术只是解决重大公共问题的一部分,还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文化和社会杠杆。

这种复杂性和多学科性使大学成为孵化PPT的天然平台。但要想创办成功的公司,即使是大学也必须走出舒适区。当讨论大学外的知识和技术转移时,重点往往是自然科学、计算机或工程科学。但PPT初创公司几乎总是需要比这更广泛的学科知识:从理解公共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到公民如何与政府互动,再到在特定社区考察的挑战。

例如,Rural Senses项目是由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一名工程师和国际发展专家共同创立的,它汇集了在环境敏感的评估过程中嵌入高质量创新所需的独特专业知识。

除了提供专业知识,大学还可以帮助创造信任PPT的条件。对制度的信任危机长期以来一直在民主国家蔓延,数字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引发人们的恐惧。与弱势群体合作的初创企业缺乏问责制,可能会放大危机。非洲村庄的太阳能消费者采取现收现付融资,无意中剥削了贫困社区就证明了这一点。有关负责任的技术和技术政策的研究和辩论可能有助于与大学相关的PPT企业顶住公众的冷嘲热讽。

例如,电动滑板车公司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为他们的滑板车上的材料太多,而且需要经常收集、维护和重新分配材料。根据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MIT Senseable City Lab)的衍生公司超级步行者(Superpedestrian)开发了一个由传感器、微型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组成的网络,让电动滑板车能够自我检测问题并做出应对,延长了它们的生命周期,减少了日常收集的需求。

然而,如果我们要激发更多的大学衍生PPT,特别是在英国和欧洲,还有一些结构性障碍需要克服。首先,必须增强技术和非技术学科之间的合作。学生和研究人员往往在学术部门而不是在院系内部找到创业机会。尽管正出现促使跨学科创新的正式结构,比如国王学院的创业实验室(King’s Entrepreneurship Lab),但这种机构在英国仍很少见。

其次,知识产权和股权共享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对于学术领域的衍生企业来说尤其如此。大学往往从一开始就是大股东,这可能会让创始人在随后几轮稀释资金之后几乎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或者几乎没有留给其他投资者的空间。

研究显示,PPT融资被风投模式主导。但目前正在热议的是,对于那些寻求推动公众大变革的公司来说,这是否是最合适的融资方式。大学在这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媒体企业设计实验室的“退至社区”(E2C)等项目正在开发新的所有权和投资模式,以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

随着PPT初创企业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从新冠疫情转移到长期需求,从适应当地社区的气候到根除疾病,它们将需要成熟地认识到公共政策、文化和技术在促进再生方面的作用。大学在幕后的操作系统研发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坦尼娅·菲勒(Tanya Filer)是StateUp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贝内特公共政策研究所数字国家项目的发起人。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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