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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美国作家罗西娜·利皮-格林（Rosina Lippi-Green）大胆地声称语言偏见是“歧视最后的后门”以来，已经过去10年。
在2011年出版的《带口音的英语》（English with an Accent）一书中，她的论述总结了对语言偏见及其对社会权力关系影响的广泛研究。此外，作为两位研究社会语言正义的教授和作者编辑服务的首席执行官，我们可以从独特的视角证明她的话现在仍然正确。
学者们经常被期刊告知，他们的研究不连贯或需要由英语母语人士进行编辑，因此寻求编辑服务的帮助。但这种拒绝并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当我们的一位客户回应一条类似评论，说他已经（以不小的成本！）编辑了整篇手稿时，出版商退缩了，承认他收到的只是一个发送给所有位于英语国家以外学者的模版。出版商事先根本没有对手稿的语言质量进行审查。
因此，难怪研究证实EAL（英语作为另一种语言）学者投稿被拒绝的比例高于他们的英语母语同事。随着大流行期间某些学科领域的投稿数量翻了一番，期刊编辑感到不知所措并正在寻找一种手段来尽可能多地拒绝稿件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种笼统、狂妄地驳回来自非英语国家学者投稿的做法是非常不公正的。
同样，偏见可以是双向的。我们的另一位客户对他们的文章是由一位名叫伊琳娜（Irina）的女性编辑的事实提出异议，他们假设一位用俄语名字的编辑不可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事实上，伊琳娜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兼职讲师，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
考虑到这些案例研究，我们开始想要更好地了解EAL学者在尝试发表研究时面临的具体障碍。令人震惊的是，在我们的调查中，86%的受访者表示，在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竞争时，他们感到处于不利地位。我们的研究表明，虽然EAL学者面临着用英语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但他们没有获得必要的资源来发表论文。
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期刊编辑也没有接受过适当培训来应对或协助这些学者。许多国际学者很少或根本没有资金来获得第三方编辑服务。因此，他们的研究贡献可能永远不会见天日。全球已发表的研究内容变得越来越少，并偏向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了非英语母语学者的声音和我们共享知识的多样化。
根据我们报告中的数据，除了数十年的研究和反映我们研究结果的个人经验之外，我们建议重新评估EAL作者当前的稿件提交和审查过程。
首先，在初步审稿过程中，编辑判断应主要基于稿件的内容，而不是其语言表达。其次，世界各地的大学应该增加资金以帮助学者获得成功出版所需的资源。第三，出版商和期刊本身应该为EAL学者提供负担得起的作者服务。只有当他们要求语言表达是标准英语时，这似乎才是公平的。
有一家期刊的有趣实验可以被更广泛地采用。它包括一个指导计划，旨在帮助英语国家以外的作者更好地了解审查和出版过程。该计划还为期刊编辑和审稿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以重新考虑他们在接触EAL学者作品时可能的假设和偏见。
虽然上述提议的改革似乎雄心勃勃，但它们完全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此外，它们至关重要。通过对一些EAL作者面临的局限性变得更加敏感，我们可以提高包容性，同时丰富研究主体。
阿维·斯泰曼（Avi Staiman）是Academic Language Expert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New Books Network Scholarly Communication播客的联合主持人。玛妮·乔·佩特雷（Marnie Jo Petray）是宾夕法尼亚州Slippery Rock大学现代语言和文化副教授。和盖琳·克莱门茨（Gaillynn Clements）是杜克大学语言学客座助理教授。她与玛妮·乔·佩特雷（Marnie Jo Petray）共同编辑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语言歧视》（劳特利奇，2021）。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