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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一味付出获得的成功，难逃零和博弈的结局”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拥有工作与工作的平衡非常重要。科学从不睡觉，所以这意味着你也不能睡。如果你想睡，至少要保证睡得少且在梦里也得想想你的下一个实验。”这个说法代代相传，学者们受此鞭策，极度渴望、全力追随电影《华尔街》中戈登·盖柯永不满足的脚步。
关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讨论在去年11月又一次成为焦点，当时剑桥大学古典学者兼播音员玛丽·彼尔德在推特上发文称（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悲哀）自己每周工作100个小时。100个小时啊！网友有的表示佩服，有的直呼可怕。想要成功真的要付出这么多吗？
我认为并不需要，但是我明白为什么看起来它的代价如此之高。官僚主义者最关心的是我们有多“高产”，其主要衡量标准是在高级别、同行评议的期刊上的发文量以及获得的研究经费。
但这些只是对学术新手的要求。他们还希望我们成为项目负责人、行政管理员、决策者、交流能手、会计师、教师、导师、获奖者、专家、通才和榜样。这给研究人员持续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断做各种事情，不仅要撰写、审阅论文，评价、指导学生，还要与记者交谈和决策者打交道。
我是第一个这样公开承认的：刚入科研这一行时，我彻底接纳了过度工作的文化。这是所有同龄人都在做的事，这也是我的导师和榜样所期待的。竞争曾经令我上瘾——压力非常大，但偶尔会令人兴奋不已。
我并没有每周工作100小时，但肯定超过了60小时。周一到周五每天要挤10个小时，周末再挤10个小时，然后不论怎样尽可能再挤一点。当然，我只得到大约40个小时的报酬，但像许多拿临时“软钱”的初级研究员一样，我们是借取时间以换将来的成功。当你的职业像一个定时炸弹，你只能冲刺。
当我终于找到一份长期合同工作时，压力变得更大了。任职不会为我留出很多时间做其他事情，尤其是认真思考。在那早已被遗忘的时代，这曾经是学者的主要工作。
但是当我有了孩子的时候，我的工作方法完全改变了。我发誓不要成为那些悲惨的“成功学者”，他们的孩子是由保姆抚养长大的。个人一味付出获得的成功，难逃零和博弈的结局；如果某些成功意味着摧毁一切其他的生活，那么这种成功真的有意义吗？我难道想成为那个在孩子生日聚会上还写基金申请的出了名的同事吗？还是成为那些完全忘了孩子生日的同事？
所以现在我每周的工作时间严控在40至45个小时，只是偶尔在晚上工作，几乎从不在周末工作。我有想要工作更长时间的紧迫感吗？当然。我的工作很重要，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我都享受工作。但是，作为一位资深学者，身在其位所承担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时不时放眼更广阔的前景，并且认清自己正在树立怎样的榜样。
当然，如果一位资深同事选择每周工作100小时，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尤其是我。但我更希望他们不要处处谈论，或者期待他人也这样做：无论是明确地要求，还是含蓄地“表扬”那些"产量"更高的研究员。
“哦，你真虚伪”，我仿佛听到你们大叫！是的。我以前过度工作从而得到了现在的职位，但是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工作太多对身心健康有害，更不用说研究质量了。
过度工作足迹就像碳足迹。它的面积越大，你对环境的亏欠就越多。同样，工作过度的学者在消除他人过度工作的压力上负有更大的责任。
克里斯·钱伯斯（Chris Chambers）是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一名认知神经科学教授。
“工作和休息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
我在寒假最后一个周五晚上7点30分写下这段话。我本可以和我的孩子玩耍或者准备晚餐。相反，我任由自己变成工作狂，试图在筋疲力尽之前再写出几百个字。
相似的情景还可能是：我躺在床上，看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床头柜上放着一杯阿贝罗鸡尾酒。我的儿子在旁边看音乐视频。我难以集中精神，读读短信，看看奇怪的新闻，不停检查电子邮件，然后做我喜欢的事情：写作。
我不知道自己每周工作了多少小时。读研时工作和休息之间的界限就已经模糊不清。多年以后，这条线彻底消失不见了。有些任务很明确：评分是工作，委员会会议以及任何涉及赠款或人事的活动也是如此；教学是工作，尽管它还蕴藏着快乐和满足的潜力。但是，如果在早餐时我读了一首第二天要教学的中世纪英语诗歌，那段时间算工作还是休息？如果我边泡热水澡边读一本准备为报纸写评论的小说，那这是工作还是休闲？参加会议是工作吧，即使会上谈话妙趣横生感觉像是在度假？晚餐和招待会又怎么算呢？
当我把更多时间花在公众写作上时，要严格区分工作和休闲就更难了。我工作的延伸服务不会算入绩效奖励，研究成果同样如此。我现在是否该认为我的两种写作爱好都不是工作？即使它们提高了为大学所看重的教学质量和筹资能力。还是我应该感恩所拥有的一切，庆幸没有官僚来评估我的出版物？
灵活的时间选择是学术界的双刃剑。当我2014年开始在波恩大学担任终身职务时，德国15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只有不到30%在全职工作。我常常想，自己多么幸运能够承担白天亲自照顾孩子的责任，然后在我儿子睡着后，再工作几个小时完成在办公室没做完的工作。那时我精疲力竭、体重增加、很少连续两周不生病，但我拥有了宝贵的亲子时光，并赢得了一个终身教授职位（不过，我的情况仍是个例外：2019年，德国教授中只有不到20%是女性）。
那段时间养成的习惯在升职后帮了倒忙。我的教学及服务工作量翻了一倍，于是大多数的晚上我都会面对着电脑，希望"再做完一件事"。但是，我太累了无法集中精神，原本15分钟能完成任务，我却几个小时都在漫无目的地神游。盯着屏幕希望能做点什么出来，但是大脑早已经罢工了，这算工作吗？度过睡眠质量不佳的一夜，第二天在办公室重蹈覆辙，这算工作吗？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想就可以工作，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我也从未觉得自己当天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工作。无尽待办清单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内疚的我。原本的号角却令我精疲力竭。
我不可能快速准确地计算出我的工作时间；我的劳动和热情仍然密切交织。但我有一个奋进的目标：计算每周绝对不是工作的时间。我生命中有多少时间用于睡眠和锻炼，陪伴家人和朋友，培养永远不会写在简历上的爱好？换句话说，除去工作不谈，我还是谁？
伊琳娜·杜米特雷斯库（Irina Dumitrescu）是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英国中世纪研究教授。
"我拼命工作却导致人人都得过度工作"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我和一位同事进行了一次非常不愉快的谈话。他说我的工作节奏太快了，这对大家都“不公平”。确实，我的闹钟定在凌晨4点30分，而且在过去一年的读博期间，我经常在校园工作到5点。我快速甚至疯狂地完成了学术出版和毕业论文。
但与同事不一样的是，我还要抚养一个孩子。我儿子每两周才和我在一起，这当然减轻了生活压力，但仍然需要我付出很多。和他在一起的几周里，在他起床前我要在狭小公寓的厨房长椅上工作；如果下午没有足球训练，我要边写论文边监督他的家庭作业。悉尼是世界上生活压力最大的城市之一，所以我要做大量的有偿工作：在不影响学术研究的条件下，通常我会工作到极限。
我疯狂地工作，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不消几年我就不得不回到读博之前的窘迫日子。我同事认为的“不公平”，对我来说只是尽父母的责任罢了。
实际上，回想起来是有点可怕的。但是，即便在我开始担任永久教职时，疯狂工作的习惯并没有、也确实无法改变。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是，当初我的故事竟没有以悲剧结束。相反地，在熬过最初几年的教学生活后，我学会了放缓工作速度，至少慢了一点点。当然这也多亏吸取了一些教训。我仍然不是"缓慢做学术"的榜样，但我渐渐明白，诸如深入思考、透彻阅读和深刻分析等不会疯狂地发生。
作为工会支委会成员，我最近一直在协商如何修改本机构的学术工作量模式。令我震惊的是，大学的工作模式竟然退化成类似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 描述的19世纪棉花种植园的“压迫系统"。其运行逻辑是，奴隶今天采摘的数量是他们明天的最低采摘量，而采摘棉花速度最快的奴隶成为所有人工作的标准。未能完成不断上升的采摘标准，会受到残酷的暴力惩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却是以身心受尽折磨为代价。
当然，考虑到学者拥有无数特权，把我们比作奴隶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的现代管理体系遵循与压迫系统相同的逻辑。每当找到一种方法来帮助完成工作量，例如采用翻转教学、用语音发送文章反馈意见、起得更早来获得安静的研究时间等，而工作量还是加速增长！因为总是会有人起得更早，工作成果更多、甚至质量更好，而那个人可能就是年轻时候的你！
但是，这种新发现的反思能力有点让我良心不安，因为我怀疑我的同事是对的：我拼命工作却导致人人都得过度工作。但他也错了。压迫系统从来不是干得最快的奴隶的错，而是那个拿着鞭子的监工的错。
此外，与奴隶劳动不同，学术工作是愉快且充实的，而且约束彼此的工作习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相反地，我们拥有比奴隶更多的主动权，确实需要利用我们的集体力量（基本上是我们的工会）来对抗压迫系统本身。
汉娜·福西斯（Hannah Forsyth）是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历史学高级讲师，目前在剑桥大学担任客座职务。
“如果早醒对我的工作没有帮助，那为什么要强迫自己早醒呢？”
在最近一次跨学科博士培养活动中，一位讲师要求我们思考我们想改变的工作现状。当我说"我睡得太多"时，我身后的人笑了起来。"我也希望我有这个问题！”他们说。
我承认，我是在开玩笑（谁想与一群陌生人分享他们深藏内心的不安全感？），但是，我也有一点儿认真。多年来我一直为此内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为我的行为辩护。在我的本科甚至硕士的科研伙伴中，英国文学是一个拿来开玩笑的话题。他们把他们学科要求的大量面授课时与我们少数的、通常又是选修的课时相比，由此认为我们获得学位更容易。你很难不生气，但当他们早上9点到达实验室而我还在睡觉的时候，就很难反驳了。
我尝试了各种策略。有一年，我决定每天工作八小时，没有例外。从那时起，我的修订笔记全是潦草的数字加减，除去上厕所和午餐休息时间（还有经常做白日梦的时间），以满足那唯一的目标。这很有效！我做得很好。更妙的是，如果我在白天早点做完，晚上想要休息就不会感到内疚。
如果没有这个决定，我怀疑我会更容易受到本科生备考时超大压力的影响：那种消磨精神的的、不健康的气氛，看看他们在图书馆桌子上留下纸条，气势汹汹地警告新来的同学不准坐下，因为他们只是暂时离开去洗手间或去散个步（有时他们在图书馆打盹，即使宿舍就在附近）。
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考虑过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我推想，这就像一份工作。我应该把它当做一份工作：周一到周五，朝九晚五。然而，第一年我意识到，我在下午工作的效率比在早上高很多。另外，攻读博士学位的首要好处之一就是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如果早醒对我的工作没有帮助，那为什么还要强迫自己早醒？如果我想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周五休息，避开人流高峰看个展览，在周六工作呢？
今年，我一直考虑重新审视我的工作模式。我从来不擅长很晚还工作，所以现在我不这样做了。我严格规定教学和备课时间，否则它会不断延长，就像三流电影怪兽一样膨胀、充斥我所有可用的时间。直到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午夜了！但我仍然在做《福尔蓬奈》的逐场分解。
为此，我感谢大学和学院工会的玛丽女王大学分会，他们努力让助教们准确列出所得报酬的明细：得知我的合同里包含了一定的带薪教学准备工作，我感觉自己不那么像一个坏老师了。每天的通勤留给愉快的阅读时间，通常睡前也读书。如果开始分神，我会做些行政管理工作（午餐后的"电邮时间"非常适合做这个）。但是，如果我不能高效产出，也没有承诺要完成，我就会离开。我坚信，无论我正在做什么，就让它自然渗透到大脑里吧。
即使做晚饭、当志愿者或拜访朋友等活动都没能神奇地解决我努力克服的棘手的博士问题——令我惊奇的是它居然经常能被解决——这个问题仍提醒我，工作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它提醒我不要在图书馆里睡觉。
艾丽丝·威肯登（Alice Wickenden）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英语博士生。
“反正有谁真的在计算工作小时数？”
本质上看，做学术就是经营小企业。但是，我们不是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成功，比如收入、利润率和增长，而是通过科学影响力来评比。
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像小企业一样，学术团体也有一个身份——一个品牌。从历史上看，该品牌是由四个因素决定的。按照重要性逐渐降低排序，分别是出版物的质量（期刊声望、总引文、下载次数）、校友团的质量、赢得的资助价值（因此团体规模很重要）和会议交流。我想，这些因素仍然是打造良好声誉的主要基石。毕竟，我们都有相同的使命：观察化学系统，它提升我们对宇宙的基本理解。
然而，今天我们的军火库里还有一个额外的武器：社交媒体。这使得团体领导（首席执行官）与外界能够快速接触，并成为学术品牌建设不可或缺（基本是有益）的部分。我们甚至正在想办法举办虚拟海报展览，使科学的公众传播能触及广大的观众，而不用支付会议相关的机票、酒店和每日津贴等繁琐费用（当然，实体会议仍然有其价值）。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品牌要做出选择，决定其呈现的对外身份。像香奈儿、迪奥和普拉达等这些"经典"品牌，他们呈现保守的特点：认同"高品质，高价格，高时尚"。还有一些公司虽属同一个经济体，但品牌推广方式却大相径庭。例如，杜嘉班纳似乎故意追求争议，发表的意见和宣传内容常常引起争论、令人愤怒。这两种方法都打造了高利润的公司。
科学家宣传和建立自身品牌的首要社交平台是推特。一般来说，学者会发布三种类型的推文。第一类是抱怨工作（服务、教学或研究的某些部分）。第二种是夸耀成功（论文、授予奖项、毕业典礼等等）。第三种是故意引发争议的推文，表达任何传统的科学文本形式无法表达的观点。
关于工作时间过长的推文属于第三类。工作时间是一种选择。简单地说，有些人把"快乐时光"花在工作上，而正常世界里人们在快乐时间不工作。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成功。
就个人而言，我对每天或每周工作多少小时没有特别的看法，因为我的工作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有几天我很早就离开办公室了，有时我离开得非常非常晚。但是，有谁真的在计算他们工作的小时数呢？就个人而言，我宁愿计算我不工作的时间。
此外，在以自我为主的280个字符的推文中，类似问题的细微差别通常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像李·克罗宁（Lee Cronin）这样的人能通过参与第三类的讨论来获得青睐——他去年夏天在推特上颇受争议地表示，他更担心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东西"，而不担心失去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但也许，他们终究只是更想像杜嘉班纳那样取得成功，而不喜欢老派的迪奥模式。
克里斯托弗·亨登（Christopher Hendon）是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计算材料化学助理教授。
“用过去最高产的时刻来衡量当前的水平并不总是有效的”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一位教授说了些让我毕生难忘的话。她说，做学术最大的好处是灵活性。许多学术工作是可移动处理的。我们可以在沙滩上阅卷，在卧室里研读学术成果。但是，她补充说，这种灵活性也是一种诅咒：因为即使我们应该在度假放松，或者得到一些必要的休息，我们也还是觉得，自己可以甚至真的应该完成一些工作。
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到，这种让人不得安宁的职业性内疚几乎是学术生涯的标配。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不工作就是在浪费时间。周末和朋友一起度过就让我们无法做研究。假期需要陪伴家人，那时我们本可以备些课。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无论所做的事多么有价值或多么必要，作为学者，我们似乎总是在哀悼本可以用来工作的时间。
我们的反应之一是寻找时间利用最大化策略，或工作效率提升的技巧。我们求助于学术生产力的圣经，以找到出版和晋升的最快途径。但也许缺乏生产力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也许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为什么学者们很难接受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病态的感觉，认为我们完成的工作从不、永远都不够多？
一方面来说，这种工作从未完成的感觉，就是对学术本质的真知。总会出现更多的研究问题。我们可以不停地重新设计课程。讲义可以一直更新。我们可以再给指导学生更多反馈意见、更多关注。从结构上讲，学者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无止境的。学术是一只贪得无厌的野兽：只要你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无论多少都来者不拒。我们竭尽全力也无法满足它，即使这令人筋疲力尽。
但是，还有其他原因引起职业性内疚，而这是可以管理的。
一个原因是过去工作能力的影响。我们都记得那样一个黄金时代——自己能够整天工作到深夜，在短时间内完成令人惊叹的工作量。那样的记忆困扰着我们。我是一个已婚人士，有两个孩子，有教学和服务工作；无论我多么努力，我都不能夺回那个没有拘束的二十多岁的研究生的工作生活方式。用过去最有成效的时刻来衡量当前水平并不总是有效的、公平的。
另一个是竞争问题。我们经常和同行比较工作成效。他们的出版物更多吗？他们晋升到更显赫的职位了吗？学术界总会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但我们在比较职业时也应谨慎。例如，我们经常比较苹果和橘子吗？我们应当记住的是，结构性因素如何促成某些类型的成功。比方说，教学负荷和服务责任因机构而异。那些似乎总是超过你的同行，他们可能就是平常比你有更多的时间工作。
作为学者，应当批判性看待自己对生产力的渴望。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找到有意义的方法来衡量工作价值。但是，如果发现我们总是无法满足，也许需要调整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情况，而是所参考的标准。
安德鲁·摩尔（Andrew Moore）是新不伦瑞克省圣托马斯大学（St Thoma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经典图书项目主任和副教授。
“学术独立很容易落入出勤至上的陷阱”
如果12月的大学"停课"期已经感觉像一个非常遥远的记忆，这可能是因为你一直辛苦工作来弥补陪伴朋友、家人或宠物狗/猫的那一两天。
或许你甚至连这一点陪伴也做不到。即使大学已经正式停课，许多讲师还会感到必须用邮件回复学生、其他学者，有时是大学管理和行政人员的询问，而且，这些回应又产生更多对话。那些更自律的人可能还会检查他们的帐户，但愿能排除非紧急事件。大多数人可能已经开始进行一些专业活动，比如评分或写作。
这种全天候的大学文化产生有害影响，需要更加坚决地予以抵制。虽然大学可能尝试建立电子通信的行为守则，规定非工作时间与合理的答复时限，但严格监管是不可能、甚至是不可取的。长期以来，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在学者们的心中神圣不可侵犯。早起的鸟儿和夜猫子都看重在最合适的时候进行阅读、写作和思考的自由。他们感激能够在维持个人生活、满足健康需要或履行照顾责任（无论是儿童、病人还是老年人）的时候，也能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他们批评那些想要实行固定工作时间和年假记录的部门，认为这强制建立了一种准时上班、工厂式生产的环境。
然而，学术独立很容易落入出勤至上的陷阱。因为学者个人会感到必须过度工作的压力。对于处在事业早期的职业讲师和寻求更长期职位的不稳定合同的讲师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对于那些希望升职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同样，在那些将要退休的人看来，经过几十年的服务，他们觉得必须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性，否则将面临被迫提前退休的风险。
绩效工资和员工奖金等管理激励，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现状。而且，女性在这种文化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通常她们仍然更可能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更可能发现自己的事业已经停滞不前。学术上男女的薪酬差距证实了这一点。
工作量分配模型很少考虑实际完成特定职责和任务的时间，但准确衡量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同样具有挑战性。是否包括阅读和思考的时间（研究过程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往返会议的时间算吗？和同事一起喝咖啡或晚餐时讨论工作怎么算？履行对外的职责（如检查、咨询、应对媒体等）如何在计算中体现？
即使说服自己，我们已经成功地限制了晚上和周末的工作，但是，我们真的彻底行使休假权了吗？休假期能不受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的打扰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学者一般不允许在学期休假，而考试委员会、招生办、研究和学术会议全都在“休假”期大举入侵。
如果我们重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那么就需要自我调整，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同行。行程说明和电邮回复时间要标明缺勤和出勤的日期，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工作行程：我们需要考虑向同事、管理员、学生和经理传达怎样的信息。
我们自己的出勤至上会产生风险，迫使别人也遵循自己的高节奏，有时到了损害他人身心健康的地步。如果不工作就意味着心怀内疚、饱受指责以及职业生涯的平凡无望，那么学术独立性又有何意义呢？
黛安·瓦特（Diane Watt）是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中世纪文学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