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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只承担科研职责的学者更容易辞职，而承担教学职责的学者更易感到倦怠。
一项针对660名处于职业生涯早期和中期的健康领域学者的调查显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持悲观态度，其中46%的人正考虑放弃该职业。仅有17%受访者会向其他人推荐学术岗位作为职业选择。
在375名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参与者中，这种幻灭感尤其明显。他们中有50%的人正在考虑离职，只有12%的人表示他们会建议其他人成为研究人员或学者。
然而，那些担任教学职务的受访者似乎经历了最糟糕的时刻。他们中63%的受访者报告了“职业倦怠”——即工作引起的身体和情绪疲惫。相比之下，不承担教学职责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47%。
在承担教学职务的学者中，有33%受访者患有中度至重度抑郁症，而所有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27%。有28%承担教职的学者表示有中度或重度焦虑，而所有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24%。
研究者此前已经开展过一次这项调查，它强调了不同类型学者的不同痛点。承担教学职务的学者似乎最担心他们的工作量，而研究人员则比较关切工作保障。
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新兴领导研究员、该研究的合著者之一达什尼·艾顿（Darshini Ayton）表示，与承担教学职责的同事相比，只从事科研的学者往往拥有较差的就业保障。
她说：“你无法保证——或者如果你正在别人的项目上，他们也无法保证——你的合同会续签。这确实会造成很多痛苦。”
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支持下，这项调查于2023年底对14所大学教职工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受访者大多数年龄在三四十岁，且处于博士后职业生涯的前5年当中。
受访者的焦虑和抑郁比率与新冠疫情居家隔离期间成年人口的焦虑和抑郁比率相当。尽管如此，他们对雇主普遍持乐观态度，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所属机构职场文化表示满意。
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所属职场支持合作精神、专业发展和鼓励多元化。有超过3/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雇主致力于研究诚信和研究质量。
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传染疾病研究员、该研究的合著者之一乔治·泰亚罗亚（George Taiaroa）表示，教职工认识到大学运营面临的资金限制。“职场本身正在努力地管理好这种环境。”
“但很明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步。你做了多少工作并不一定重要。这几乎是抽奖的运气。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可能很好，但你在那个环境中长期待下去的能力还不够。”
泰亚罗阿博士表示，这些研究发现给未来几十年带来了麻烦。“我们将需要……更强健的学术队伍。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这一点，将来就会陷入困境。目前，只有16.8%的学者会推荐学术岗位作为职业选择。我们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
艾顿博士表示，职业澳式足球运动员比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还要多。“这是我们参与的一项罕见运动。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来培训博士生和培养STEM领域的劳动力，但没有提供足够资金来让我们留在这支队伍中。这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