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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教育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比地位优越的学生成本要高得多，因而应该彻底改革教育经费分配，以反映这一现实。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量化了来自贫困社区的学生的教育成本，这在此类研究中尚属首次。一个研究小组分析了37所高校10年的入学和财务数据，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本科生（那些来自全国最不富裕的那1/4地区的学生）的平均教育成本是收入较高学生的6倍。
事实证明，处于低经济地位研究生的教育成本也同样高昂，教育他们所需的资源是来自富裕社区研究生的4倍。虽然通过招收大量弱势群体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但要产生规模经济，需要招收多达2600名贫困本科生。
额外的开支源自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的机构性工作。这些工作帮助人们树立志向，让他们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并帮助他们满足学习期间的学术、财务和个人需求。高校必须迎合大众，而不是等待人们来迎合自己，因此高校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地区建立并运营多个校区，这又产生了巨大的额外成本。
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发现感到惊讶，但仍坚持自己的发现。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的丹·爱德华兹（Dan Edwards）称：“数据是正确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遵循了此前提出的研究方法。”
这些发现与该研究此前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上发表的一份采访相吻合，该采访综合了受访的14名高校管理人员的发现。爱德华兹博士说，研究团队的能力也激发了人们对研究结果的信心。团队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前首席执行官、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副校长和国家高等教育学生公平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Student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主任。
爱德华兹博士说，研究小组担心，由于他们的结果揭示出的较高的教育成本，可能会让高校打消招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的想法。他说，除非教育贫困学生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投资而非成本，否则这类学生长久以来在高等教育中的低比例可能永远不会改善。
他说，在贫困地区办学要花费高校“大量的资金，但这并没有在资助上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严肃看待贫困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就必须进行投资。”
他说，面向高校的侧重于贫困社区的补充项目并不充足——比如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参与和合作项目每年拨款约1.5亿澳元（约合7亿人民币）。研究结果表明，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分配每年70多亿澳元的高等教育教学补贴。
该团队建议，改变当前的每个学生都得到均等补贴的做法，向贫困学生提供至多6倍的资助，或者对主动承担公平“使命”的高校大幅增加拨款。
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校长安德鲁·帕菲特（Andrew Parfitt）承认教育贫困学生所需的额外成本，但他表示，为此提供的额外资金应该“与结果挂钩”。
他说：“如果你试图反其道而行之，把它与投入联系起来……你最终会得到一些非常脱节的结果，从而使系统陷入一种非常扭曲的融资机制。”
爱德华兹博士承认，研究小组的提议存在“博弈”的风险，但他表示，基于结果的方法引发了计量问题。他表示，该团队没有“锁定”任何特定的解决方案，反而希望展开对话。“你可以忽略问题，但它不会自行消失。”
john.ross@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