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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实施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战略以来，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迅速攀升。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8年度的《 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中国学者在2016年发表了超过42.6万项研究，占学术出版商Elsevier旗下《文摘与引文数据库》（Scopus database）收录文献的18.6%。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在论文数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然而，早在2002年，中国顶尖科学家学术不端案例就开始增多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发布的报告，2007年至2017年间有64起学术不端案例被揭发。2016年，至少有10名中国学者受到质疑与指控。这些事件分布于46所大学和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超过65%的不端行为来自知名高等学府，其中“985工程”所属大学16所、“211工程”有12所。
从教职级别来看，被指控的学者中有38位教授和8位副教授。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南开大学校长、免疫学家曹雪涛论文涉嫌造假事件，他带领的实验室被质疑在数十篇论文中对图像作出了不当处理。
中国顶尖科学家的研究备受质疑的原因之一，是拥有如此高知名度的人士承担了太多与科研无关的职责，往往导致他们和学术工作脱节。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倾向于挑选著名或顶尖科学家来担任政府部门官员，以增加具有高学历和高声誉的官员数量。
许多中国顶尖科学家似乎也乐于接受政府部门或行业领域内的行政岗位。
诸如一位顶尖学者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一所著名大学的领导、国内外多个专业协会的常务理事或委员会成员的同时，还兼顾一个国家实验室负责人的角色，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如此众多的职责下，科学家们不得不招募大量博士生，特别是博士后研究员或新人学者，在其监督下进行研究。不过，他们却通常没有足够时间来充分监督所负责的项目。
此外，中国到2000年初才出台有关学术诚信法规，而其措词过于笼统、缺乏精确描述，因此很难适用于具体案例，这是中国学术界常受质疑的另一个原因。
去年9月，中国政府推出调查和强调学术诚信的国家法规，包括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详细措施，但重点关注如何调查科研诚信问题及后续的决定或处罚。具体措施有对涉事研究人员提出警告、撤销学术或荣誉头衔和切断研究经费等。如果该研究人员是党员，还将根据针对党员的规定对其进行相应惩罚。
第三个原因则是大学通常避免对自家学者，尤其是顶尖科学家，进行严肃调查或施加惩罚。学术不端案例不仅有损这些大学的声誉，还可能减少学校从国家或地方政府获得的资助。例如，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的《自然》期刊论文涉嫌伪造数据的新闻经过近两年才公之于众。
遏制中国顶尖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需要机构和监管制度的改革。
首先，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更全面的、预防性的质量控制框架，尤其是在机构这一层面。这个框架应该引导学术圈，尤其是处在职业生涯早期的学者们，重视学术道德，让他们了解如何遵循最佳实践与研究伦理准则。它还应当包括使用软件来检查研究成果，以避免学术不端。
其次，不应该鼓励顶尖科学家承担与其研究或学术活动无关的政府或行业职责，应该为他们打造一个可以将时间精力集中到科学研究上的理想环境。
第三，应该针对学术不端举报而设置独立的或者第三方的调查委员会，并赋予这些组织行使比目前更严厉惩罚措施的权限。
大学里的学术研究和事务应建立在机构自治与知识自由相结合的基础上，并遵守相关国家法规。这些活动不应受到政治或商业目的的影响，其目标也不该仅仅是为了争取更多研究资金或增加索引期刊的发表数量。追求真理和人类福祉才应该是调查学术诚信的主要动机。
最后，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和机构决策者们应该清楚，比起身兼数职或者担负机构领导等行政职务，全身心投入到研究项目的学者更能遵守学术诚信。
黄福涛是广岛大学（Hiroshima University）高等教育研究院的教授，也是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全球高等教育参与研究项目”的联合调查员。
本文由Jing Liu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