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阅读英文原文
如今人们经常说，新冠疫情过后，教育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一项典型分析认为：“新冠疫情正在推动一场姗姗来迟的教育革命。”
将于11月竞选纽约市长的民主党候选人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甚至表示，新冠疫情证明了“你不需要孩子们和多名教师待在一栋教学楼里”。相反地，很明显，你可以让一位杰出的老师同时在线指导400名学生。
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客们对这种模式感兴趣。我们似乎即将发现一种大众教育模式，要么特别便宜，要么完全免费。《新政治家》上一篇关于高等教育的文章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以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向大量观众学习和教学。”澳大利亚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几年之内，大学“将成为学习成本几乎为零的世界里某一类知识服务提供者而已”。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传统的学位似乎过时了，甚至不再重要，而讲故事者那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使它更有说服力。但只要稍微探究一下，你可能就会发现，这些对未来的想象不过是空中楼阁。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很多次了。
一个多世纪前，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就预言，电影会让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包括书籍和讲座——“过时”。如果你能在当地电影院看到世界上最好的演讲者的录像，为什么还要去参加面对面的演讲呢？几十年来，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一位前校长所指出的，关于电视、盒式磁带和录像带将如何改变学习，也有过类似的说法。
更近一些时候，《纽约时报》曾宣布2012年为“慕课元年”。似乎大规模的在线公开课程（MOOC）将为全球数百万人免费提供常春藤盟校教育。但应该没人相信这种炒作。只有一小部分开始免费在线学习的人最终完成了课程，雇主们通常也不认为这些课程有多大价值。
过去失败的预测并没有阻止那些确信自己仍能预测未来的人。两位美国学者阿瑟·莱文（Arthur Levine）和斯科特·范·佩尔特（Scott van Pelt）在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概述了高等教育即将发生的5项变化。首先，学校的权力将被学生们夺走。第二，学习者将获得“非捆绑”教育，只选择他们想要的。第三，新机构将取代旧机构。第四，对教学的关注将减少，更多地关注结果。第五，学生将从“以防万一”的教育，如直接从学校获得学位，转变为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接受“及时有效”的教育。
但从过去18个月的教训中，这些很可能完全是错误的。例如，权力非但没有从大学转移到学生手中，相反的情况似乎正在发生。对最古老和最传统的大学课程的需求大幅增长，相应地，这些大学在招生方面也变得更加挑剔。
事实上，莱文和范·佩尔特的每一个预测都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人们期待已久的新供应商涌入挑战现有供应商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在英格兰，在学生事务办公室（Office for Students）注册的高等教育机构比政府预计的少了大约100家。总的来说，私人资金发现其他领域更有吸引力，能承诺更快和更确定的回报。
虽然教育从来不会完全停滞不前，但是其历史通常是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此外，不同的国家背景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速度发展，有时还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全球教育连锁店的影响力仍然比不上全球咖啡专卖店或全球快餐公司。
当然，新冠疫情给教育机构带来的一些变化，比如更快推出新技术、更多的远程教学、更少的面对面教学，将会有所影响。所有的变化都会带来影响。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仍然确实如此——未来将是“混合”的，这意味着教育技术将为更传统的学习方法提供支持。有身心障碍的学生尤其能从中受益。
然而，学生们被危机打击了士气。在英国，觉得自己的钱花得不值的大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心理疾病也在激增。在父母家中进行在线学习，使许多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新朋友面对面学习，远离自己的成长环境。
面对二战以来教育受到的最大冲击，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宣布，高中毕业生申请传统课程的数量创下纪录。
所以，这会儿不要把你的筹码押在那些教育未来学家的主张上。
尼克·希尔曼（Nick Hillman）系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长。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