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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事件正在迅速发生。几周前，在南极东部，一个纽约市大小的漂浮冰架在始料未及的空前变暖中坍塌，这让我们得以一窥正在发生的事情。上个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 IPCC）的最新报告《2022年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2022）得出结论称，我们只有在3年内逆转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上升，才能有希望将地球变暖保持在比工业化前高出1.5摄氏度的参考水平。
许多高校在6年前签署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一直就可持续发展目标13“气候行动”提交年度进展报告，但碳排放仍在持续增长。显然，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并且迅速行动。
高校的规划周期通常会生成5至7年的计划表。显然，要对这一最重大的挑战作出有效回应，这是完全不够的。针对气候变化的有意义规划必须围绕2025年、2030年和2050年这3个关键时间点。这些时间点都是碳减排时间表上必要的里程碑，分别需要实现逆转排放增加、碳中和以及零碳。此外，科学家预计，如果2050年后全球变暖幅度大幅超过1.5摄氏度，下世纪将出现毁灭性的发展。因此，计划中也应该体现2100年这个时间点。这要求我们为本世纪下半叶的碳负排放制定更严格的目标。
高校管理委员会和校长应该授权一项长期的、涵盖整个大学的30年气候行动计划。计划应该包括与政府和业界的外部合作伙伴共同商定的目标，并由一个包含学校各级代表（上至学术领袖，下至学生）的工作组进行监督。它还应该包括与国际合作高校的互动，因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进行研究和教学。计划应该规定每10年对进展情况进行一次重大审查。
大多数高校已经为地产、厂房和采购安排制定了减排目标。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哈佛气候行动计划，其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无化石燃料”。其他一些校园减排计划也扩展到员工和学生的个人行动目标。一个例子是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at Buffalo）的“10 in 10”计划。这是一个为校园制定气候行动解决方案的竞赛。但即使是这些范例也做得不够。真正有效的30年气候行动计划的核心是高校研究、教学和外部参与等核心活动的目标。这是高校可以为结束这场危机作出最大贡献的地方。
在研究方面，行动计划工作组将对高校的研究优势进行审计，判断其在哪些领域拥有最大的贡献能力。审计把研究的可能性分为4个主题：测量和记录气候变化的起源和轨迹；制定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解决办法；减排方面的具体创新（如寻找零碳飞机燃料）；探索各种地质工程的可能性。工作组将向有能力为以上任意一项工作作出贡献的跨学科团队提供资助，并尤其鼓励与外部伙伴进行合作。
在教学方面，考虑到气候变化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可能影响，以及这一问题与自己对全球不平等等问题的关注之间的联系，学生们往往比老师更热衷于应对气候变化。但学校里几乎每一门学科都可以对气候变化教学作出贡献。工作组在创造激励机制以发展具有吸引力的跨学科气候变化专业或广泛学科的气候相关内容方面不会有什么困难。一旦政府加快向化石燃料替代品的转变，跨学科的气候变化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将大幅增加。
此外，学校远离短期的政治或经济问题，并处在一个优先考虑科学事实的环境中。高校有机会在这一中立立场上扩大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开辩论。公共关系部门也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促进媒体、业界、政府和了解气候问题的学者之间的交流。
在全球发达国家中，由于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的行为，加上我们这一代人的不作为，在过去100年中向大气中排放的碳的增加量比此前4000年的增加量还要多。因此，大多数国家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澳大利亚，标志性的考拉已经在几个州内被宣布为濒危物种，而大堡礁可能已经失去了一半的硬珊瑚。
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一切了。高校的各级领导必须成为更积极的变革推动者，果断地指导自己学校的教学和研究资源，以应对这一决定性的挑战。
沃伦·贝宾顿（Warren Bebbington）是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教授级研究员。他曾于2012至2017年间担任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校长。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