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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卫炳江（Alexander Ping-kong Wai）还是一名博士生时，他的导师经历了一场“一些人会称之为中年危机”的波折：他离开了学术界，开始创业。导师试图把卫炳江招到他那家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公司，但他决心攻读物理学。后来，他意识到他的决定是错的。
这位校长在掌管香港浸会大学的三年里，试图向学生和员工灌输适应性思维。他希望他们为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做好准备，不要像他曾经那样，认为自己必须坚守自己原本的学科。
他认为，人们经常过早地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框里，如果没有在那个领域里取得成功，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是失败者。
他说：“我们的学生真的需要认识到，他们进入大学时，今年、当下所瞄准的工作，可能在他们毕业时消失。”
他补充说：“我们需要改变他们的观点，这样他们就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需要掌握任何关于技术的知识’。”
大学教育可能与学生的工作生涯毫无关系。因此他认为，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颠覆了就业市场的情况下，大学的作用是让他们在心态上做好准备，以迎接将来的变化。“我们如何教育他们面对这个新的现实？我认为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当他以面向未来的教育和学生的为目标开展在浸大的工作时，卫炳江要求学校高层不要拘泥于自己的专长，而是专注思考社会在5年、10年甚至15年之后需要什么。他的同事曾劝他说，浸大的结构不允许这种转变。卫炳江说：“等真遇到阻碍时，我们再临机应变。”
改革的结果是，浸大建立了4门跨学科课程（transdisciplinary courses），旨在为学生提供应对就业市场变化的技能。(卫炳江更喜欢使用“transdisciplinary”，而不是“interdisciplinary”。因为“inter”暗示仍然存在两个非常不同的领域，而“trans”则暗含“信息转换”的意思)。
其中一门课程是艺术技术。由于艺术和技术学科分散在不同的院系，他必须先重组院系。然后他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360度液晶显示屏。卫炳江说：“一个在玻璃面板后面小金属板样式的一个小的人工制品，原本肉眼难以观测。”但凭借这一装置可以很好地进行研究。在他看来，依托这一装置进行的研究让博物馆部门所急需的变革成为可能。
另一个跨学科课程涵盖了健康和社会方面的创新。卫炳江再次引入了技术来协助研究：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现在可供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使用。这种类型的设备在医学实验室很常见，但卫炳江希望其他领域的学者也能使用它。
“脑科学是当今的一项重要研究，”他说。“无论哪个领域，人们都在或多或少地进行与大脑相关的研究。”
运用这一仪器的一个项目旨在研究学习乐器对贫困儿童的影响。这种研究理论通常通过调查或焦点小组来进行测试。其他国家的证据表明，乐器对儿童极为有益，因此这项研究将评估乐器是否在香港也有同样的影响。
卫博士说，如果理论得到证实，他们将努力对香港的政策制定进行游说，使儿童受益。如果效果良好，他们将努力推广到“拥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中国大陆。
自己接受改变
虽然导师并没有说服卫炳江离开学术界，但那场谈话让他印象深刻。
“他的一番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这种影响不是即时性的，我当时并不相信他的话。但后来，那番话真的影响了我。他对我说：‘亚历克斯，仔细想想，你感兴趣的是解决问题，还有解决问题后的满足感。而物理之外还有很多的问题。’”
后来，他意识到这句话这是对的。“物理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非常纯粹。你认为某件事会成功，它就确实会成功。这很有趣......但还有很多可能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一旦你解决了它们，你会感到非常满足。”
“我做了很多反思。我意识到我给自己施加了很多限制。当我接受这种改变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有了这种新的观念，当他结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和工作后回到香港，有机会成为系主任时，他想，“为什么不呢？解决人力管理问题比物理实验室的问题要困难得多，也更具挑战性。”
人口结构的变化
香港的大学和整个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全世界的平均年龄是30岁，而香港是45岁。这对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卫炳江说，这意味着学生竞争更加激烈。香港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深陷 “全球性人才短缺 ”。
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工程师等聪明人将改变未来。”因此，许多国家都在高等教育上投入巨资，努力留住最优秀的人才。卫炳江概述了他作为代表团成员在印度招募研究人员的一次经历。代表团访问的一些大学甚至不允许他们与学生交谈，以防他们把学生引离印度。“如今，为了留住最优秀的学生，竞争相当激烈。”
解决方案的另一部分是让更多的国际学生进入香港。“卫炳江说：香港仍然很有吸引力。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然而，这并不能地解决香港更广泛的问题，因为留学生往往一毕业就会离开。
在其他面临学龄人口减少的国家中，有些人担心，留住学生人数的需要会导致入学标准下降。卫炳江称，“据统计，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他上大学时，香港有2200个本科生名额。现在则有15000个。
他说：“假设人口的智力保持不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曲线就会被拉得更长。”很多人都在谈论香港高等教育水平的下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招收了更多的学生。但在他看来，扩大入学机会绝不是坏事。
他说，香港还没无法让所有想进入大学的人都能入学，但也距离这样的状况不远了。“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当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教育是可以改变人的一生的。”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