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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告诉人们不要戴口罩。后来,他的观点改变了,认为口罩可以拯救生命。因此,批评他的人说,福奇已经失去了所有信誉,应该下台。
这位免疫学家的罪行是作为一名专家却不知解决方案,并且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正如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这里受到攻击的其实是不确定性。
这一说法的条件是由批评者们决定的,并且是荒谬且失衡的。一方面,这些批评者(如气候变化否认者或反疫苗活动人士)会以怎样的频率反思自己的不确定性?我们打赌他们永远不会反省。
另一方面,科学的不确定性被抓住作为证据,证明“他们”——被憎恶的精英们——并不真正知道真相,在隐瞒什么,不能被相信。不管怎样,我们还没受够那些专家吗?科学家的动机受到质疑,他们说话的权利受到挑战(“如果你不确定,就让位给真正的专家”),他们对政策和政治的影响力也被削弱。
采访者直击:“所以你承认你不知道?”制片人翻白眼:凭那些喜欢用“呃”这个词的专家,他们怎么能吸引观众像蚂蚱一样乱跳的注意力呢?作为一名科学家,你发现你在道歉。“承认”一词说明了一切:这意味着内疚和羞愧。
有时,科学家自己也会指责那些表达不确定性的同事在制造公众的困惑。例如,英国紧急情况科学咨询独立小组(Independent Sage)的一名成员就将“新冠病毒未知论”和“新冠病毒否认论”相提并论。
所有这些对不确定性的敌意都深入人心,而科学家们常常会感到害怕。一种常见的反应是将其视为一种公关的不利条件,并从科学自我怀疑的理想化标准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更像是宣传战的东西。读者或听众需要在科学家的真相和反对者的错误或谎言中做出选择。
然而,这种公关方式虽然诱人,却也很危险。错误或改变想法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例如我们在过去看到的一长串医疗逆转。此外,它也有被指责为不可信赖的风险。2009年的“气候门”丑闻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并至今仍被气候变化否定论者所引用:被黑客窃取的大学电子邮件显示,气候研究人员不愿向批评者披露数据,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因不确定性而受到审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结论是,科学家们“似乎过分专注于赢得公关战,以至于夸大了自己的确定性,并最终破坏了自己的事业”。
更根本的是,不确定性是诚实和严谨的标志。毕竟,证据通常是不完善的。因此,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说,在所有科学价值中,最伟大的是“怀疑的自由”。
不确定性和它在科学上的必然性限在各种力量和诱惑之间,科学家应该怎么做?
我们有一个建议。停止“承认”不确定性。停止否认它。而是坚持不确定性的存在。
解放自己。不再害怕地逃避。坚持不确定性是严肃和诚实的标志。建议担心假新闻的人更加相信尊重不确定性的论点和方法。
当然,愤世嫉俗的利己主义总会冒充负责任的科学。持怀疑态度的商人认为,即使最有限的不确定性也足以用于拒绝行动,就像是肺癌和吸烟之间的联系一样。他们将继续玩自己的游戏,或许还辩称自己不过是在提出问题。就像体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作弊的人也会表示自己对作弊的厌恶。但你应对这种犬儒主义的方法并不是将自己变得愤世嫉俗。
当被挑衅地问道“这么说你承认你不知道?”的时候,科学家应该嘲笑“承认”这一词的用法,并坚称不确定性是负责任的科学的常态。他们应该坚持,如果对方的问题都是单方面的,那所谓的“只是提问而已”的说法就不能当真。即使我们在努力减少不确定性,如果风险很高,他们也该宣布,有必要根据不完全的知识采取行动。他们要肯定在平衡各方面风险、利益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运作的原则。例如,疫苗已经明确地改变了人口健康,但也存在负面后果的例子。忽视这些后果是父权制的做法,就像反疫苗者拒绝承认疫苗的好处一样虚伪。
正如电视物理学家吉姆·阿尔-哈利利(Jim Al-Khalili)曾说过的那样:“科学家们重视怀疑的重要性。这是一个被广大社会中的许多人错误地视为弱点的特征。”如果这是真的——如果科学家确实、真的重视不确定性——那他们必须大声自豪地说出来。如果我们一定要推广什么信息,那就推广这一条吧。
迈克尔·布拉斯兰德是《隐藏的另一半:世界如何隐藏秘密》(The Hidden Half: How the World Conceals its Secrets, 2019)一书的作者。乔治·戴维·史密斯是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MRC综合流行病学小组的主任。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Scientists should stop seeing uncertainty and doubt as PR liabil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