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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这一边的一场正式会议上，舞台上的贵宾手持用巨型金弓装饰的铁锹，启动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校园重建项目。
新冠防疫限制意味着与会者必须戴口罩，并且这场于1月举行的活动对外只能在网上观看。然而，其透露的信息很明确。即使是疫情大流行也无法停止新建商学院、体育设施和住宅房屋的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香港大学还在计划其他几个基础设施项目和招募数百名教授级别的新员工。
香港这所顶尖学府并未唯一一所看似疯狂增加投入的机构。东亚与东南亚较富裕地区的大学也有类似趋势。这些地区正兴建新大学、院系和学位课程。新增支出大部分来自政府，以及政府向商界释放的信息，即教育应成为慈善事业的目标。
举个例子，中国大陆2020年的高等教育预算比上年增长了12%。与此同时，与国家联系密切的企业也对被期望的信号做出了回应，尤其是对政治或社会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万科是一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房地产集团，它在2020年春季该国新冠疫情暴发的严峻时刻为清华大学新建同名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赞助了资金。
日本的年度教育预算增长或许不及中国大陆，但它也同样在努力寻求新的融资。日本政府今年宣布了一个新目标，即到2022年筹集到令人瞠目的10万亿日元大学研究基金。如果成功，它将拥有相当于哈佛大学捐赠额两倍的基金。此后，日本的高校预计将做出自己的捐赠努力。
相对较小的、以高科技著名的地区也试图加入对顶尖学者和学生的竞争。根据台湾教育部门2019/20年的报告，该地区将在5年内增加投入836亿元新台币用于发展大学、教学和创新。这个被称为“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的项目还将为外国学者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揽子计划”激励。
发展中国家也在促进增长。例如，马来西亚已将其2021年整体国家预算的20%用于教育。
亚洲其他地区也有发展迹象，即使这些地区受到的疫情打击更大。在新的国家教育政策之下，印度有志于将其高等教育部门的规模扩大一倍。与此同时，该国2月份公布的最新预算包含了支持一个新国家研究基金会前5年的5000亿卢比。尽管公立大学在财务上陷入困境，但私立大学在新冠危机之下依然迅速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金达尔全球大学（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在2020年迎来了209名新教师，且在今年1月又增加了112 名。超过半数的新员工拥有国际资质，而且许多人正加入该大学迅速发展的法学院。
东亚高等教育系统目前蓬勃发展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们避免了主要英语国家所蒙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后者承受的冲击主要源于依赖国际学生的收入。比如，由于新冠疫情阻碍国际学生的求学步伐，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学收入急剧下降。
首先，亚洲的高校从未高度依赖国际生学费，而是依靠本地或本区域学生的高需求。日益增长的国家支持和本地慈善事业也为它们提供帮助，两者都与国家建设和社会责任等概念紧密相关，尤其是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
香港大学研究社会环境和教育政策的副教授雨果·霍塔（Hugo Horta）表示，亚洲和西方高等教育系统在筹资方式上是“几乎相反”的。
他说：“在诸如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政府不再为大学提供资助，后者现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市场。因此，要资助昂贵的研究，就需要国际学生或捐助者。现在这些却不太多。”
香港高等教育收入的跃升也许是最惊人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一项对香港8所公立大学2019/20年度财务报表的分析表明，所有政府拨款和私人捐款收入均出现增长，而学费收入保持稳定或者略有增长。
社会动荡导致校园内的学生被捕和警察行动以及新的国家安全法可能引发了对该地区学术自由的严重担忧。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因素似乎并未对香港院校的学术成绩或收入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和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这两所在2019年抗议活动中受损最大的高校在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根据大学的财务报表，香港中文大学的慈善捐款几乎增加了一倍，从7.64亿港元增加到13亿港元，而香港理工大学的捐款则从2.35亿港元增加到3.93亿港元。
香港教育大学（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国际教育系副主任卢一威表示，这些数字表明“这些问题对香港大学的经费没有影响”。他补充说，如果有的话，增加的捐款可能会成为高校与北京更紧密合作的契机，并指出政策制定者的重点是“香港如何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不过，卢教授也谨慎地说，应保留让香港教育在该地区独树一帜的、更关键的方面，使其继续成为一支全球力量。
同时，认为亚洲教育的新投资仅关注STEM学科和医学领域的刻板印象并不成立。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的慈善捐款从8100万港元增加到了3.07亿港元，增幅为两倍多，部分原因是其新设的赛马会创意校园有史以来最大的捐赠。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收到的捐款增长了近8倍，从2600万港元增长到2.04亿港元。
香港大学主管发展与校友事务的副校长、慈善书籍《情义之都》（The City with a Heart）作者徐咏璇（Bernadette Tsui）说“过去20年来这个地区的捐赠大幅增长”。
她将部分原因归结于更广泛社会中受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她说：“人们相信对教育的投资，也许更多也因为老一辈没有机会上大学，甚至常常没有接受过中学教育。”
香港大学的李嘉诚医学院以一位大亨的名字命名，他在发家致富前就辍学了。该医学院目前正为了到2027年大幅提高教学能力的目标而招募员工，部分原因是为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和护理专业学生留出更多空间。
该学院的执行副院长林维安（Vivian Lin，音译）表示，其目标是在此期间为100名退休教授寻找继任者，并增加140名新的学术职员。这还不包括出于研究目的而另招募的博士和博士后级别研究者。
她对医学院的招聘目标很坦率，那就是从海外“挖人”。她说：“我们去年本打算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这样做，但你可以说这个计划被疫情打破了。”
现在，这所学院转向了全球猎头公司、在西方顶级医学期刊上刊登广告、并密切关注海外医学主管和部门负责人等策略。
香港地区传统上的竞争对手新加坡也在寻找海外教授，并承诺提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薪酬。
新加坡国立大学于2019年启动的“PYP计划”（Presidential Young Professorship Scheme）提供价值25万新元至100万新元的5年期资助。
该校一位发言人称：“我们敏锐地意识到，在如此艰难的时期，新的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就业市场。通过继续聘用新人才，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在投资下一代学者，以帮助满足我们社会的关键需求。”
当日本在今年1月宣布其庞大的新“大学基金”的消息时，专家们将其视为该国开启新高等教育筹款时代的一种方式。
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国际战略副主任米泽彰纯（Akiyoshi Yonezawa）认为，该基金仅仅是日本想要让高校重新获得良好财务基础所迈出的第一步。
他说：“日本政府期望顶尖的国立大学在财务上更具自主权。总的来说，顶尖国立大学的领导者也对此表示欢迎，因为他们可以获得自己的财务基础，从而进行更稳定和自治的管理。”
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在政府资助和决策中也发挥着作用。
广岛大学（Hiroshima University）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教授黄福涛（Futao Huang）说：“根据长达5年的研究发现，人们普遍认为日本高等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应由政府资助。”黄教授于今年早些时候发表了有关该主题的工作论文，涉及了对政策制定者、全国专业协会领导者、高校领袖和大学高层管理者的采访。
被该研究团队采访的决策者表示，研究代表了“与教学相比对公共利益更重大的贡献”，而博士教育的贡献超过了本科生教学。
该论文写道：“具体来说，（受访者）认为日本的国立大学在通过促进社会公正、平等机会、创新性基础研究以及在地区、全国和国际水平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向公共利益做贡献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香港大学的霍塔教授表示，尽管在高等教育上投入如此巨大，亚洲国家仍未能克服巨大的文化和语言障碍，无法像英国、美国和日本一些世界顶级大学一样走向国际化。
他说：“东亚的大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日益紧密，但在香港以外，它们确实很难吸引海外教职工。为了吸引国际学生，就需要国际员工。”
“这不仅仅是有关薪资。你需要整合国际员工。你需要改进课程。而且你需要学术自由。”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霍塔预计，“能负担得起费用的亚洲顶尖学生仍会去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以获得真正的全球体验。
他说：“如果我是一名同时获得清华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顶尖大陆学生，而且我有足够的资源，那么我会去加州理工学院。我可以学英语、适应新的文化，还能为回国的履历镀金。”
他还指出，香港和东京等城市的财务状况并未反映更广泛地区的现实，比如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高校仍然“资金不足”。他也认为，现在是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他总结道：“将资金投入新事物的最佳时机就是在危机期间。”
joyce.lau@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Liu Jing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