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泰晤士高等教育2020年世界大学排名结果
从许多方面而言，全球高等教育近年来都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一篇论文，2000年至2014年间，全球大学生人数翻了一番多，达到2.07亿，而全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上升到34%。
除了大学生人数增加之外，许多大学在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里，学者年均发表论文数量出现上涨；建立更多的国际伙伴关系；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获取资助的来源更广、规模更大。
的确，在高等教育和大学表现方面，人们很容易认为“多即是好”。但是，我们只需粗略地浏览一所世界顶尖大学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
加州理工学院只有349名学者、2240名学生和六个学术部门。与许多大学不同的是，在过去的25年里，该学院每年只增加一名员工。
校长托马斯·罗森鲍姆(Thomas F. Rosenbaum )说：“我们的模式与其他大学有些不同，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试图扩大规模。”
“我们试图变得更好，但不是更大。这意味着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加州理工学院可以在哪些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我们在这些领域投入了大本钱，投入了大量资源，考虑到规模有限，我们不断问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该策略得到了回报。得益于国际员工方面分数的上涨，加州理工学院在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上升了三个位置，位居第二。这一上涨意味着，在现有的排名方法下，仅有两所大学在所有五个领域(教学、研究、引用影响、知识转移和国际展望)中得分均超过80分，加州理工学院即是其一，另一所是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五(低于去年的第四)。
罗森鲍姆（Rosenbaum）认为，加州理工学院表现强劲，是其结构和文化特征造成的。除了规模小和确定“关注大问题”之外，加州理工大学还积极鼓励跨学科研究和协作。
他说：“虽然我们招收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生，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加州理工学院，他们就可以在任何实验室，和任何人一起工作，没有任何行政制度掣肘。所以在有些研究小组中，小组成员既有机械工程师，又有计算机科学家，还有生物学家。”
罗森鲍姆承认，群聚效应可能被视为加州理工学院模式的一个缺点——“如果你是一名科研人员，你想和六七个与你从事同样工作的人交谈，那么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好去处”——但他表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因为所有的部门规模都很小，员工可以而且的确在进行互动。
他补充道：“我们不扩大规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想确保人们互相交谈。这是一种权衡，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人多力量大。但思考你想做什么需要保持理智上的严谨，这种亲密和合作是从小处开始的。”
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人员，如果有能力解决另一个部门或领域的问题，那么他们转换领域也并不罕见。
罗森鲍姆解释说:“我们的环境鼓励人们去尝试，转换不同的领域，即使这样做存在机会成本也无可厚非。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拥有灵活的资金，让人们能够在新领域站稳脚跟，然后做出足够的业绩，从而能够获得外部资助。”
在教育方面，2012年至2016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一的加州理工学院学生与教师的比例很低，这使得学生在专攻科学和工程之前能够接触到许多不同的领域，并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进行研究。
罗森鲍姆说:“整个学校有一种强烈的共识，那就是我们不想扩大规模，因为这样做会使加州理工学院丧失自身特点，即使我们意识到在有些领域无法与外界竞争。”
尽管加州理工学院的反增长模式不同寻常，但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三的美国大学都是传统上以技术为中心的大学。除了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之外，斯坦福大学排名第四（低于去年的第三）。这三所大学与英国顶尖综合型大学实力旗鼓相当：牛津大学再次排名第一，剑桥大学排名第三（低于去年的第二）。
然而，尽管英美两国仍然霸占排行榜前列位置，但过去五年的数据显示，它们正在稳步下降。
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学中，美国有60所，低于2016年的63所。英国下降更为明显，世界前200位中有28所大学上榜，低于4年前的34所。在过去的一年里，这28所大学中的18所下降了至少一个名次。
与英美两国大学排名下降形成对比的是中国高校的崛起，中国如今首次占据亚洲高校排行榜前两名位置。清华大学仍然是亚洲排名第一的大学，世界排名第23位（低于去年的第22位），而北京大学上升了7位，超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亚洲第二位，世界第24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在排名第25位（低于去年的第23位）。
北京大学的排名提升是由于在人均大学收入上的三个指标上以及人均出版物指标上取得了更高的分数。
总体而言，受更高水平资助的推动，去年，中国大陆高校在引文影响力、国际员工比例和国际合著比例方面有所改善。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中国有81所大学上榜，连续第四年排名第四，位列英国的（100所）、日本（110所）和美国（172所）之后。
另一个表现强劲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在今年世界前200名大学中，澳大利亚有11所大学上榜，高于去年的9所和2016年的8所，创造了新的记录。澳大利亚整体在排名的几乎所有13个指标上都有所改善，拥有博士学位的员工比例（得分持平）这一指标是唯一的例外。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哈巍副教授表示，中国的卓越计划已经“向选定的大学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而“人才吸引计划”也帮助这些大学得到了提升。
他补充说，于2015年启动的最新的“双一流”工程，其中就有一条“建立监测和评估系统，更加注重结果导向”，这意味着“那些被认为在利用资源方面效率较低的大学将从受益者名单中除名”。
他说“我相信中国大学会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新南威尔士大学全球排名第71位（高于去年的第96位），副校长尼克·菲斯克(Nick Fisk)认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排名提升得益于与中国的重大合作。
今年，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声誉都有了显著提高，今年7月，这所大学首次跻身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前100名。菲斯克说，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了来自工程和技术领域的中国学者、亚洲其他地区的临床和健康专家以及澳大利亚商业和经济学者的更多投票。
菲斯克表示:“声誉往往是一个滞后的指标——这就是为什么这项指标更青睐于那些真正的老牌大学的原因——在老牌大学继续发展、年轻大学迅速崛起的情况下，这一秩序似乎受到了STEM学科的崛起、亚洲顶级大学的崛起以及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挑战。”
最近，泰晤士高等教育通过对最新声誉数据的分析发现，在评价学校声誉方面，年轻学者比他们年长的同行更有可能青睐新成立的、亚洲的或以技术为重点的大学。
菲斯克表示，新南威尔士大学是中国政府火炬计划的第一个海外合作伙伴，该计划旨在将企业、大学和科技研究机构聚集在一起，以推动创新。同时，新南威尔士大学60000名学生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一半以上的教职员工来自海外。
“目前，就与中国交往而言，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国家，”他补充道。“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双方贸易量占据澳大利亚贸易总量的30%。与一些英语国家的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澳大利亚的政治局势相当稳定。澳大利亚是宜居之地。我们没有经历过衰退。这确实有助于吸引那些希望从澳大利亚高水平科学界获益的员工，同时也有助于他们与不断壮大的中国科学界和中国大学进行密切互动。”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在两国学者合著的期刊论文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后，中国有望成为澳大利亚杰出的研究伙伴。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今年，在与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合著的科学论文数量上，中国将超过美国。
菲斯克说，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数据反映了这一更为广泛的趋势。2017年，中国超过英国，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第二大国际出版物合作伙伴，而中国预计将在“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最大的国家出版物合作伙伴。总的来说，新南威尔士大学大约三分之一的出版物是与国际合作者共同撰写的，而中国合作者占13%。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另一所排名上升的大学。它的排名今年上升了三位，排名第48位，是该校有史以来的最高排名，主要是由于研究声誉得分的提高。四年前，该大学排名第55位，而在开始采用现行计算方法的2011年，它的排名仅为第174位。
南洋理工大学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在新加坡政府的慷慨资助下，南洋理工大学的崛起是学校“进行集中、长期的投资，以及追求卓越教育、研究和创新”的体现。
他表示，“南洋理工大学引入翻转课堂教学、技术强化学习和其他改进学习环境的开创性努力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而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3D打印和大数据等技术等领域，南洋理工大学“在过去10年里，一直是创造新知识和将研究向工业领域或社会应用转化的全球领导者”。
他补充道，阿里巴巴、惠普和沃尔沃巴士等公司现在都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智慧校园里开设了实体的研究中心，“这是先进技术和创新在现实生活中的试验平台”。上个月，劳斯莱斯与南洋理工大学在一个联合企业实验室建立了第二个五年合作伙伴关系，总投资为8800万新元（约合5200万英镑），南洋理工大学与沃尔沃巴士正在联合开发无人驾驶电动巴士，不久将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进行试点。
南洋理工大学建校历史才短短的28年，却已经迅速成为吸引全球人才的磁石，或许就不足为奇了。南洋理工大学2018年启动的新总统博士后研究金计划，今年仅仅招募12人，却收到了894份申请。
在过去五年里，大学总体排名提升的另外一个国家是德国。虽然与去年相比，今年的结果对德国来说是喜忧参半，但从长远来看，前途光明。今年世界前200名大学中，德国有23所大学，高于2016年的20所。同期，在百分制计分中，这些大学的平均总分从58.9分上升到60.8分。
德国大学校长会议主席彼得·安德烈·阿尔特(Peter-André Alt)表示，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标志”是，尽管它不像英国和美国那样有“小部分世界顶尖大学”，但它拥有“相对广泛而强大的大学群体跻身世界前200名大学之列”。
他认为德国高等教育的崛起与政府的卓越计划有着“紧密的联系”，该计划从2005年持续到2017年，为研究生院、卓越集群(大学和大学联盟中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领域)和大学战略提供额外资助。该方案的最新版本名为卓越战略，为卓越集群和选定的“卓越大学”提供资助。
阿尔特表示，尽管可用资金规模“相对较小”，但该计划通过提供“额外的行动空间”来制定新战略、更多关注排名和通过建立合作研究中心来改进高等教育体系，从而使德国大学能够吸引国际员工，并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
他说：“许多优秀大学聘用了在排名分析方面有专长的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些人是大学战略团队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德国大学在鼓励学者提交提案并为工作人员提供支持后，也从欧盟获得了更多研究资助。
阿尔特说：“这是一种战略思维，从声誉的角度分析总体市场，关注国际层面。在2000年前后，德国的教育系统中不存在这些元素，但是现在，它们成了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
他补充道，德国一半的大学通过卓越战略获得额外资助，他认为卓越战略是一个“成功”的战略。甚至错过这一资助的大学“也在积极参与新文化建设”。
但是，尽管德国有所进步，阿尔特却表示，改革不太可能将一两所德国大学提升到排行榜榜首位置。
他说：“我认为德国将在未来几年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有许多大学在基础设施、设备和人力方面投入更多。我们的目标根本不是采用这种方法竞争与其他高校竞争。”
在欧洲其他国家，丹麦的两所领先大学取得了进步。哥本哈根大学在上升15位至第101位后，正慢慢重回前100名（哥本哈根大学2016年最后一次跻身前100位），奥胡斯大学上升了8位至第115位。
今年，这两所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声誉这两个指标上的得分都有所上升，而奥胡斯大学在引用影响这一指标上的得分也有所增长。
自2016年以来，丹麦的大学经费每年下降2%，但新上任的社会民主党承诺将“停止储蓄”。
哥本哈根大学联络部主任贾斯帕·斯汀·温克尔(Jasper Steen Winkel)认为，哥本哈根大学在过去十年里之所以取得进步，是因为它注重吸引顶尖研究人才。在过去10年里，哥本哈根大学的国际研究人员比例从18%增加到38%，并且还建立了终身职位跟踪制度。
他说，哥本哈根大学还投资了5500万欧元（约合5100万英镑）用于跨学科研究的卓越计划，该计划从2013年至2017年实施，催生了由“明星研究者”领导的18个跨学科研究项目。
温克尔表示:“即使放眼全球，这种规模的自筹资金项目也是十分杰出的，领导层已证明自己有能力优先考虑为大学的免费和非限制性资金。”
他说：“该项目已取得成效，加强了哥本哈根大学吸引外界额外资金的能力。其中一个指标是我们吸引欧盟资金的能力，哥本哈根大学在“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收入排行榜上位列欧洲前五名。”
温克尔表示，他希望丹麦新政府将制定一个“新的长期研究计划”，以“应对一些重大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问题”。
再将视线移回北美，加拿大今年表现强劲，其排名世界前200位的7所大学中，有6所在排名上升。由于研究收入、研究声誉和授予的博士学位三个指标上分数的提高，加拿大王牌大学——多伦多大学排名上升了三位，跻身前20名，位列第18名——这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排名。由于教学和研究声誉得分的提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排名上升了三位，升至第34位。
然而，今年加拿大有两所大学排名跌出世界前200名。
加拿大许多大学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的全球视野不断提升。在排名世界前500位的18所加拿大大学中，有15所大学在全球视野中得分上升，全球视野这一指标衡量一所大学中国际学生、国际工作人员和国际合著所占的比例。
许多高等教育评论员强调，加拿大正受益于美国日益敌对的移民政策，而一些最近搬到加拿大的学者将逃离特朗普政府列为一个因素。
加州理工学院的罗森鲍姆对此十分担忧，他强调“美国高等教育成功的关键是允许人才和思想自由流动”。
他说：“在美国，在硬科学领域里，3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海外出生的美国人。我们加州理工学院45%的教师在海外出生。因此，如果你消除人员流动，就更难与世界领先的大学竞争。我认为这就是危险真正所在之处。”
他补充称，加州理工大学还没有看到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全面影响”，但部分影响是——“获得签证更加困难”和“来到加州理工大学的人留下来的期望值更低”。
他说：“我们继续收到来自不同地区和背景的众多申请者。但政治氛围可能不会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当然你永远不知道谁没有申请。”
“世界各地的领先大学有越来越多可行的选择，无论在哪个行业，顶尖人才的竞争总是非常激烈的。所以你很快就会受到影响。”
不断变化的政治风向会迅速影响世界顶尖科学家的行踪，罗森鲍姆警告说，要重新获得这些学者的信任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他说：“美国是一个从事前沿科学发展的好地方，如果人们的这一看法有所转变的话，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赢得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