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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轻推理论”获得诺贝尔奖，以及对“选择架构”的政治兴趣越来越浓，行为科学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但在接到有关新冠疫情的决定生死的电话时，它的专家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斥为“江湖骗子”。两位教授思考了这门学科的下一步走向

5年前，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一项问卷调查展示了学术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惨淡图景。后来兴起的居家办公缓解压力了吗？还是不断增加的工作量远超灵活办公带来的好处？汤姆·威廉姆斯（Tom Williams）报道了对1200名大学教职员工进行调查的结果

日本在性别平等方面排名较低，日本女性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对她们的家务要求加上高校不愿提供帮助，使她们很难从事学术事业。但是事情开始改变了吗？林宝娜（Pola Lem）在东京报道

索菲·斯科特-布朗（Sophie Scott-Brown）说，由于大一新生不再像新冠疫情前的学生那样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我们需要重新点燃他们教育中的趣味性和主动性

随着不稳定性对越来越多的学者产生愈加持久的影响，许多人开始把一份终身教职视为通往职业幸福的门户。但事实总是如此吗？还是说责任和资历的负担超过了安定和薪水的乐趣？7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美国大学曾经被誉为促进社会流动的引擎，但现在却越来越被视为加剧社会和经济不公正的帮手。马修·赖斯（Matthew Reisz）采访了两位学者，他们的新书揭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并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瑞贝卡·瓦尼克（Rebekah Wanic）和尼娜·鲍威尔（Nina Powell）认为，把学生满意度置于目标之上的善意举措，剥夺了学生获得丰富学习体验的机会，而这恰恰是大学教育的初衷

所有学者都曾做过这样一个焦虑的梦：你站起来上课，却发现自己忘了准备任何东西，或者没穿任何衣服。但真正的教学失败很少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而且失败的经历往往是具有教育意义的。7位学者告诉我们他们来之不易的经验

硅谷对商业和文化的控制是巨大且不断增长的。但是，随着人们对科技公司道德的担忧日益加剧，那些科研和工资预算大幅降低的高校能做些什么，从而让科技巨头走上更负责任的轨道吗？4位专家给出了他们的观点

旨在终结根据发表指标评估研究人员习惯的一项努力正在蓄势。但是，期刊影响因子真的像声称的那样毫无意义吗？要求科学家描述他们的各种贡献真的会提高公平性和严密性吗？或者只是助长了官僚主义？杰克·格洛弗（Jack Grove）报道

尼古拉斯·提尔（Nicholas Till）反思了他从研究歌剧走向政治行动的道路

人文学科正在流失大量的学生、资金和政治支持，这种说法在世界各地都有所体现。但西蒙·贝克（Simon Baker）发现，学科衰落的表现要微妙得多

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时代的众多评估实验，使其超越了简单的知识回忆考试。但传统考试真的过时了吗？随着又一个学期的尘埃落定，7位学者给出了他们截然不同的观点

人工智能很快就能像人类一样进行研究和写作。那么，真正的教育会被这种作弊的浪潮淹没吗?还是说，人工智能只会成为教学和评估的又一种技术辅助手段？来自约翰·罗斯（John Ross）的报道

由于年轻人口众多，但参与率相对较低，东盟地区的高等教育扩张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能否克服资金、质量和区域合作方面的挑战呢？请阅读乔伊斯·刘（Joyce Lau）的报道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件容易产生偏见的乏味琐事，但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并唤起长久的感激。道格拉斯·道兰（Douglas Dowland）称，学者应该抓住编写一个人人生情节的机会

新冠疫情引发了人们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大学国际招生前景的悲观预测。但这些恐惧会成为现实吗?除了标准的国际教育，还有别的选择吗?大学在招生中介上到底花了多少钱?请听艾莉·博思韦尔（Ellie Bothwell）的报道

因为巨额的投资以及对学术出版的全力支持，中国大学的全球排名大幅上升。但在中国为下一个五年计划做准备之际，乔伊斯·刘（Joyce Lau）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建立一个“中国哈佛”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

现在的大学致力于“庆祝成功”，并把每一次失败仅视为进一步成功的垫脚石。然而，乔·莫兰（Joe Moran）认为，这是对学院真正价值的背叛

尽管有越来越多竞争性奖项出现，但正如某位获奖者所言，“每个学科的年轻学生都曾幻想荣获诺贝尔奖”。目前，成千上万的人涌入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浪潮之中，那么颁奖委员会是否会最终放弃对某一位科学天才的偏执呢？杰克·格鲁夫（Jack Grove）如是说

按照国际标准，女性在亚洲学术界高级职位中的比例很低。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这一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但新冠疫情的封锁对女性的过度影响会否使这一良好进展蒙受损失？

大卫·桑德斯（David Sanders）认为，是那些有不当研究行为的人，而非揭露他们的人，伤害了科学。但尽管这位生物学家接受了自己身为数据侦探的角色，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可以分担这份不会受到感谢且具有法律隐患的责任

蒂莫西 • 德温尼（Timothy Devinney）和格雷厄姆·道林（Grahame Dowling）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为大学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那些不起作用的策略抛在身后

幸运的是，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终于不用忍受毫无意义的会议、令人头疼的通勤和臭烘烘的公用冰箱。但教职员还为什么样的解脱而高兴呢？他们对未来的返校有怎样的期待？这些学者有话说

许多高校都在设立“性同意课程”，以减少校园内的性侵犯和性骚扰。海伦·洛克（Helen Lock）参与了此类课程，并就其价值和局限性提出了一些看法

几乎所有当代大学课程结束后都要求学生给予反馈。但是，学生的反馈对改进将来的课程设计，甚至对评价教师是否有用？七位学者讨论了他们的经验

道格拉斯·道兰（Douglas Dowland）反思“学术控制狂”们造成的伤害，并找到了一些约束自己内心控制欲的方法

年轻科学家们的职业受作者排序的影响，因此纷争在所难免。由大到小地排列作者的贡献是为了确保每人都得到应得的认可。但这样就能相安无事了吗？顺带一提，本文的第一作者是杰克·格洛弗（Jack Grove）

在反专家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捍卫科学真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但也更困难，易招致人身攻击。安娜·麦基（Anna McKie）的这篇文章写给那些为科学倡议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以及那些愿意承担起这个事业的人

虽然一些大学用国际生学费资助大型建筑项目，但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学生发现，他们脚下的土地才是建设高楼大厦的最佳根基。但是大学真的应该把象牙塔变成商业摩天大楼吗？约翰·罗斯(John Ross)伸长脖颈，想要一探究竟。

大学经常声称要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但他们招聘的校长通常来自国内。随着一些世界顶级大学由海外人士领导，约翰·罗斯(John Ross)探寻是否应该有更多大学效仿

工作量不断增加、出版物层出不穷，这使得学者们更加难以跟上文献更新的进度。在此，八位学者分享了自己的方法，并提出了建议。

人们普遍认为，持续的再培训是应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即将导致的失业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大学是提供再培训课程的最佳场所吗？大学的课程、结构和资助体系是否为此进行了优化？安娜·麦基(Anna McKie)报道

即使是在研究成本不高的学科中，“获取补助金”也日渐被广泛用作评判学者和大学的标准。但是成功率通常只有五分之一，大多数申请会遭到拒绝。六名学者提出了如何提高胜算的建议。

现代学者无人不知“要么发表要么灭亡”，但是，要想取得突破性学术成果，定期发表论文是好事还是坏事？西蒙·贝克(Simon Baker)评估了研究数量和质量之间关系的数据，并询问哪一个(如果有的话)应该作为优先级

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大学领导和公司首席技术官正在做什么？

安娜·麦基(Anna McKie)问道：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大学需要扩充课程，以培养雇主日益看重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