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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上周公布修订版规则之前，传统出版商就热衷于强调，唯一可持续的开放获取途径是金色开放获取。
这种非常昂贵但显然是不可避免的方法中，要求作者需要支付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APC）才能让自己的文章可以对公众免费；有些论文的收费高达9500欧元（约76000人民币）。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社的首席出版官史蒂芬·因康贝（Steven Inchcoombe）为泰晤士高等教育撰文称，金色开放获取提供了“最好、最完整、最可持续的开放科学之路”，也是研究者最想要的。他声称：“研究界不重视绿色开放获取，因为它仍依赖图书馆支付的订阅费用，这和金色开放获取没有区别，而且担心权利管理和不同版本文章的激增会使研究人员的生活更为困难。”
修订版规则的公布似乎表明研究与创新署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的反对是正确的。上述观点代表了出版商的利益，而不是某个单独的神秘“研究团体”的观点。
例如，我们中有很多人发现金色开放获取的一些后果是有问题的，比如文章处理费与图书馆为读者访问不同期刊而持续支付的订阅费用有关的不断上升的成本。
相比之下，绿色开放获取是一种务实的方法，可以在我们的文章被接受后快速、经济地分享我们的研究。同样，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作者保留其作品权利的重要性。盲目地将我们的权利转让给出版商的日子应该结束了。
出版商声称研究人员不能处理同一份稿件的不同版本，我们也对此提出异议。在他们的世界里，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记录版本”，这是唯一可以被引用的东西，只有他们才能制作并管理。很久以前，计算机产业就通过软件版本控制（一种“版本记录”）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样，研究人员可以区分并接受预印本、作者所接受的稿件和出版商所记录的版本之间的差别。
这些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法已经有了，但缺少的是文化上的采纳。我们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职业早期研究者接受这些新的观点，而不是坚持过时的出版方法。
因此，研究与创新署修订的开放获取政策给了我们一个乐观的理由。它允许绿色开放获取作为金色开放获取的一个平等的替代品，并要求出版社将其作者认可版稿件的签约设置在CC-BY协议下，且不得设置禁止发行时段。
然而，我们确实有理由保持谨慎。2012年英国芬奇报告（Finch report）发布后，几家传统出版商迅速做出反应，开发了具有复杂路径的结构进行开放获取，并且找到新的收入来源。例如，爱思唯尔（Elsevier）选择不减少针对作者接受版稿件的禁令，以满足针对科学论文的禁止发行时长6个月的规定，以及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论文提出了时长12个月的禁止发行时段的建议。
此前，施普林格自然曾表示，根据新规定，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的作者将不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无视这引起的争议，以及泰勒和弗朗西斯（Taylor and Francis）出版社称自己不会支持取消发行禁止期。我们可以预见，这是出版商在针对新的变革性协议相关成本的协商之前就已确定的定位。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的政策围绕着各个大学的整体拨款情况（这通常需要管理），并且专注于与出版商达成所谓的变革性协议（通常是通过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协商）。我们必须等着看看整笔拨款具体分配的更多细节，但这一基金不应该被简单地用在加强与最大的传统出版商之间的转型交易，而牺牲了具有前瞻性的替代方案。我们担心的是，大型出版商正在利用这种变革性协议，将研究人员和图书馆绑定在“大宗交易”上。
仅靠研究与创新署似乎不太可能改变传统出版商的发展方向。然而，考虑到包括欧盟（EU）和维康基金（Wellcome Trust）在内的其他大型资助者也在采用类似原则，并同时表示愿意支持替代性出版基础设施，开放获取有望对所有人变得更加可持续。
修订后的政策也及时出台，并对爱思唯尔与英国政府正在进行的谈判产生了影响。英国谈判委员会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变革性协议，将此作为满足资方合规要求的一种务实的方式。新政策将绿色开放获取和金色开放获取放在同等地位，并在非变革性协议的情况下禁止收取文章处理费。
我们希望这些变化将帮助英国谈判小组促成协议，大幅降低整体的阅读和出版成本，并让他们在这样的协议达成无望时能起身离开（像德国、美国和其他研究机构那样）。
另一种被证实能显著节省开支的方法是，选择订阅单个期刊而非全部订阅。
如果这金色和绿色开放获取都可行的话，我很好奇将会出现什么策略来决定究竟采用哪种方式。如果作者被问及是否要支付9500欧元，让一篇文章在《自然》杂志上公开，还是只让作者接受版手稿立即见刊，我们希望在作者会选择绿色方式。
这样一来，任何节省下来的资金都可以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让研究团体创办可免费发表和免费阅读的期刊。这反过来又将帮助学术出版领域急需的创新发展；在研究与创新署政策更新的同一天，英国研究中心宣布资助“章鱼系统”（Octopus system），这一系统使用合作性更强的方法来进行和报告研究。
总的来说，我们相信上周评论中的政策代表了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的大胆举措，并希望其他研究群体也能支持这些政策。
斯蒂芬·艾格伦是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计算机神经科学教授；鲁伯特·加提在剑桥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