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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导师计划似乎是个好主意。但最近，当我被委托评估一所学校的学术导师计划时，我惊讶地发现，很多学员来接受辅导时都带着恐惧感。
原因似乎是，如果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在学术界已经不合格，当善意的资深同事告诉他们自己是如何创作出一连串看似超人的成果时，他们很难不感到自己的不足。
职业早期的学者真正需要的是能够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并帮助他们保持足够自信以继续前进的人。我们中的一些人足够幸运：这些人的资助申请被拒时，他们有朋友可以帮助自己复盘，温和地挑战自我限制的想法。但是不那么幸运的人呢？
我向委托我进行评估的学校提出的建议是，将其指导项目（mentoring programme）转为辅导项目（coaching programme）。
与普通的学术导师不同，辅导者会在咨询者的工作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他们提供帮助，帮助他们构建更有效的方法和心态。而证据显示，一个好的辅导者可以决定你是渴望改变还是真正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
霍特国际商学院（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辅导中心主任埃里克·德·哈恩（Erik de Haan）在其2021年出版的《高管辅导的有效方法》（What Works in Executive Coaching）一书中进行了35项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他得出的结论是，除了3项实验外，其他所有实验中接受辅导的实验组比起对照组都有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包括提高专业技能、知识和信心；提高管理者对其效率的评价；更高的自信、目标达成度和工作满意度；提高恢复力、职场幸福感和职业满意度；改善健康并提升生活满意度；以及减少抑郁、压力和倦怠感。
换言之，辅导提供的个性化关怀和激励可以让人们从学术失利中恢复过来，重新审视这些失利，找到工作的新意义，并分清轻重缓急。
其中一个原因是，共情是辅导的核心。当我们彼此认同并展开反思，就会开始自我同情，而这反过来又增强了我们真正同情周围人的能力。
如果像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克里斯汀·涅夫（Kristin Neff）所定义的那样，同情心是“共情加上行动”，那这就不是你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可以学习并提升的事情。我们在培训上投资，让自己成为更好的研究者、讲师和领导者，那么为什么不在辅导上投资，培养同情的技能呢？如果我们能更有效地与同事共情，理解那些可能满足了我们感知到的需求的行为，我们可能都能成为更好的研究者、讲师和领导者。
问题是，很少有学者意识到辅导的好处，也很少有高校向有这类需要的人提供服务。仅仅是对现有导师进行培训，让他们知道如何进行辅导，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然而，最好是投资培训训练有素的专家。比如，健康辅导者（很多这类辅导者现在正与研究者合作，我的妻子就是其中之一）可以在平衡家庭与工作、饮食、锻炼、健康和幸福方面发挥作用。
同职业健康检查以及因健康不佳而失去工作的无数日子比起来，这一花费要便宜得多。而且预防比我们现在采用的收拾残局的方式更加人道。
同情培训在业界正变得更为普遍，但如果你认为这种独立的课程对你的同事没有吸引力，为什么不把课程纳入领导力项目中呢？或者将其纳入平等和多样性培训；也许这能让我们比在方格里打勾更进一步，真正把自己放在最不幸的同事的位置上。这将使我们开始以教育和培养的方式呼唤特权，而不是评判那些没有意识到自身特权的人。
我们可能没有勇气或资源来推动自己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所有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多人觉得能够在学术界展示真实的自我，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创造出很多人渴望的那种带有培育性质的职场。在这种职场中，我们可以梦想，可以做出人生中最好的工作。
正如波斯诗人鲁米（Rumi）所说：“昨天的我很聪明，所以我想改变世界。今天的我很睿智，所以我在改变自己。”你可以成为你想看到的文化。
马克·里德（Mark Reed）是苏格兰农村学院（Scotland’s Rural College）繁荣自然资本挑战中心（Thriving Natural Capital Challenge Centre）主任与农村创业学教授。他是Fast Track Impact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提供健康恢复培训与辅导。他的最新著作《影响文化》（Impact Culture）于3月25日出版。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开放获取的，并附带免费资源和一年的免费培训和活动。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