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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研究人员？这无疑需要能力、决心和一定的运气。但还有什么？对于那些已经身处高位的人来说，自由地发表观点很容易，但他们的观点有时会被后起之秀认为与当前的一线工作脱节而不加理会。泰晤士高等教育决定直接征求那些被称为未来研究领军人物的意见。
参加《泰晤士高等教育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的研究成功因素调查》的420名受访者都是林道组织校友网的成员。他们受邀参加一个这个世界闻名的、面向35岁以下人士的年度大会，该会议覆盖设有诺贝尔奖的领域，包括生理学或医学奖、化学奖、物理学奖和经济学奖。
在这项于6月和7月进行的调查中，受访者的概况体现了以下年龄分布特征：大多数受访者（64%）年龄在34岁以下，1/4受访者（24%）年龄在30岁以下，只有14%的受访者超过40岁。调查也反映出受访者的教职地位：多数受访者职位较低，其中57%受访者签订定期合同，只有30%的人拥有明确的终身教职。
调查结果反映出了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总部位于德国的特点：在420名调查对象中，有224人位于欧洲，其中97人位于德国。然而，亚洲（84人）和北美（73人）也有不错的占比。非洲有24名受访者。其他大陆的受访者因问卷回收率较低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大多数受访者（79%）在学术界工作。其中，1/3是博士后，1/4是博士生。化学家占比42%，物理学家占21%，生物学家占19%，而经济学家占7%。
精英特权
关于研究上的成就，人们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优越的家庭出身能带来多少优势。在被要求对自己的家庭背景进行从1到5分的评分时（1分代表贫穷，5分代表富有），68%的受访者给自己的家庭背景评分为3分或以上。然而，这其中大多数人（44%）选择了3分，只有3%的人认为自己的家庭富裕，6%的人认为自己的家庭贫穷。
当被问及是否所有年轻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研究事业的成功时，有66%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24%的人表示强烈反对，只有24%的人同意，13%的人强烈同意。对这个问题的认同度在亚洲最高，在北美最低（仅有16%的人认同）。引人注意的是，那些认为自己的家庭背景富有或贫穷对此认同度略高一些，而非介于两者之间的受访者。
许多受访者指出，机会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国家。“我必须说，（研究成功）机会在我的祖国（芬兰）几乎是一样的，但在我工作过或合作过的国家却不总是如此。”芬兰的一名博士后如是说。她在“一个小乡村长大，与大学生接触不多”。她还指出，她的父母一位没有工作，另一位没有信用评分，但其中一位拥有理学硕士学位。
一些受访者表示，父母有专门的学术背景是有利的。一名在德国就读的博士生认为，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那些已经占据学术高位的人的期望”。与此同时，家庭财富意味着“你将有能力接受更好的教育。我希望（机会）是平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出身于弱势家庭是一个问题。意大利的一位化学助理教授说，与她的同学不同，她没有从（非研究生）父母那里得到任何辅导帮助。“然而，这让我更强大了！”
一些受访者指出，与其说是早期的生活背景，不如说早期的职业背景才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俄罗斯私营部门的一位化学家表示：“如果一个年轻人不是一个动力十足的研究机器，或者纯粹是一个天才，那么他的研究事业就取决于加入的研究小组。”与此同时，喀麦隆的一位化学助理教授说：“在某些非洲研究所工作，那里设施有限，限制了你可收集到的数据，从而限制了能够发表论文的期刊范围。”
然后是政治。印度一位博士后说：“如今，学术界充斥着裙带关系和偏袒。这反映在论文出版和学术地位上。”
当被问及“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否通常任命和提拔最合格的候选人” 这一具体问题时，受访者出现了分歧，38%的人同意，31%的人不同意，31%的人不确定。
然而，持反对意见的人更加直言不讳。“大学通常会聘用研究热点议题的候选人或他们认识的候选人。我看到优秀的候选人一次又一次被不合格的候选人排挤出局。”爱尔兰的一位私营化学家说。加纳的一位化学副教授补充说，有时雇佣一些“普通学生”是基于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平衡度”考虑。
瑞士的一名博士后则对“合格”的定义提出了质疑：“成为一名活跃的、成功的研究人员的资格与成为一名成功的导师和领导者的资格非常不同。这一点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
一些受访者还提到了偏见。荷兰的一位化学博士后说：“研究机构通常更喜欢有特定背景、机构甚至性别的候选人。”根据德国一位公共部门物理学家的经验，“如果你想在欧盟取得成功，而你来自非欧盟国家，你需要比来自欧盟国家的同行表现得更好。”
如果机会平等常常是一种错觉，那么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否应该优先聘用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研究人员呢？总体而言，40%的受访者同意，23%的人不同意。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女性受访者的赞程度更高（44%）；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比例在来自最富有背景的受访者中最高（55%）。
但许多受访者对直接的“正面歧视”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会削弱质量。加拿大私营部门的一位女博士后化学家说，科研机构“应该不遗余力地向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研究人员发布招聘广告，并邀请他们申请。他们不需要保证给他们一个名额，但有一个更多样化的申请人数据库是第一步。”
“如果没有一个不同的、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的席位，招聘小组就不完整，他们不应停止这个职位的招聘，直到至少收到一个非常合格的、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候选人的申请。”那位爱尔兰的化学家补充道：“给他们一个席位自然会带来更多招聘。”
其他人则坚决反对“正面歧视”。“我从根本上不同意基于身份的招聘。”德国的一位男性研究员表示：“我招聘的唯一标准是：‘此人能否完成研究任务，并超越本职要求？’”
关于多样性的一个问题是，它是否仅仅关乎公平公正，还是也与学术质量有关。当被问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的参与是否提高了研究质量时，90%的受访者表示同意，49%表示强烈同意。在女性、生物学家和家庭背景较弱势的人群中，赞成度最高。
那位芬兰的博士后、物理学家说：“不同的思维方式促进科学发展，不同的背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不同的思维联系在一起。”
德国一名化学博士补充说：“如果仅有来自主导地位的人，那么在研究的路上就不会遇到那么多挑战，（也）可能不会被迫以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方式思考。”
这位荷兰的化学博士后表示，尽管多样性和包容性“更多的是一个正义和人性的问题，而不在于对生产力的影响”，但“理解我们的偏见和我们作为科学家的政治身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解释上的局限”也是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间接提高质量”。
德国的一位化学博士后也赞同：“背景的多样性应该转化为研究团队中更高的创造力、欣赏不同观点的能力，以及聚集互补性人才的能力。然而，管理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团队往往更具挑战性，因为并非所有成员都有可能遵循相同的管理工具和策略。”
其他受访者认为，提高质量的是科学背景的多样性，而不是身份或社会经济背景。
另一个潜在偏见的来源是机构声誉。当被问及他们是否认为这影响了期刊、资助小组和其他机构对研究的评判方式时，90%的受访者表示同意，44%的人表示强烈同意。这种观点在北美比在亚洲或非洲要强烈得多；尽管博士后们也强烈支持这一观点，但这种观点在更高级的职位中似乎更为强烈。
一位在德国学习化学的博士生表示，“知名机构”可以“给评审者带来一些安慰”。“如果不完全匿名申请基金，我不知道如何改变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一位加拿大的博士后说，在化学领域，为了获得评审小组的良好评定，“通讯作者的名字似乎更重要”。
其他人则认为国家偏见在起作用。“我绝对肯定，来自葡萄牙或巴西的论文最终会出现在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上。但来自顶尖大学或其他国家的同样的研究，在更好的期刊上发表的可能性更大。”葡萄牙的一位研究员说。一位在智利就读的博士后“审查出数据错误，拒绝了来自‘好大学/好研究小组’的文章，但后来那些文章还是在那个期刊上发表了”。即使是在丹麦的博士后有时也会觉得有必要“寻找更多的美国合著者，以增加发表机会，特别是在美国期刊上”。
一位来自荷兰的化学博士后表示：“审查委员会关注机构声誉是有道理的。但当应该同时关注有效输出时，声誉通常成为了自动放行的通行证”。
但是，如果机构偏见普遍存在，这会影响研究人员对机构的选择吗？2/3的受访者表示，答案是肯定的，17%的人坚定认为机构声誉影响了他们对当前或最近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选择。只有18%的人不同意。有趣的是，尽管亚洲科学家更怀疑机构声誉在科学成功中的作用，但他们更倾向于同意机构声誉在选择机构时发挥了作用。
一位来自德国的化学研究员说：“声誉决定知名度，知名度决定研究资助机会，研究资助机会决定生存。”
其他受访者则提到了声誉与优秀生源和研究设施之间的关系。但那位在丹麦工作的博士后、生物学家则更看重首席项目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的声誉，而加纳的副教授则拒绝了声誉较高的外国机构，而是选择“在我的祖国工作，因为我渴望加入培养未来影响社会变革的研究人员的关键团体。”
如果制度性和其他的偏见会影响到被推荐人，那么同行评议是分配期刊版面和资助的最公平的制度吗？略低于45%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观点，但只有6%的人强烈同意，24%的人不同意。女性的同意率略低，而教授的要高得多（62%）。
一位在德国工作的化学研究员表示：“如果审查员试图公平地评判拨款和论文，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私人恩怨往往会成为阻碍。”
但很少有受访者对同行评议这一替代方案提出具体建议，许多人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与所有备选方案相比，同行评议是最糟糕的制度。然而，双盲评审通常被引用为提高公平性的一种方法，一名瑞典博士生认为“同行评审（即使是匿名的）也可能提高文明度”——这也可能降低工作的不稳定性，因为“科学家会觉得没有必要打压系统内的竞争者”。
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助理教授建议从学术界以外的大学科领域招募专家，“以避免同行评议者与首席研究员竞争造成的评价偏见”。
这位芬兰博士后引用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说法，即仅仅在最初筛选拨款时使用同行评议并通过抽签做出最终决定——尤其是在职业生涯早期阶段。她说：“这将节省每个人的时间（因为不是每个字都需要润色或评估），减少审查人员不得不编造理由拒绝优秀候选人的焦虑，并提升年轻候选人的自信，因为他们不必读那些半真半假的不满之言。”
然而，尽管对同行评议持怀疑态度，77%的受访者认为，根据他们的经验，同行评议通常会改善论文质量——15%的受访者强烈同意——只有5%的人不同意。但人们的反应差异很大，在有终身教职的男性和物理学家中，认同度最高。这一比例在北美特别低，在亚洲特别高。
一位在荷兰工作的化学助理教授说：“人们在同行评审上花了很多功夫，尽管我们并不总是想听到评审结论，但它们通常是正确的，利于改进论文。”
但正如一位奥地利助理教授所说，一些人声称遇见“偶尔出现的‘2号审稿人’的糟糕经历，他们迫使一篇论文转投到影响较小的期刊上。”
一位美国生物学博士后也抱怨审稿人给作者带来的压力。“审稿人越来越多地要求进行大量额外的实验，这当然会改善论文。问题仍然是：对科学进步和年轻科学家的职业生涯来说，如此漫长的修改（在我的研究领域，很容易超过一年）耗费的大量成本如何计算？”
制度性因素
与研究成功相关的制度性因素是什么?
导师的指导这个考量因素日益凸显，它的作用得到了受访者的称赞。问他们是否同意指导是一个获取研究成功的重要因素，96%同意，61%的人强烈同意。
“研究上的成功，特别是在学术界，都与未说、未写、未传授的规范规则和标准有关，”加拿大的私营部门化学家说，“如何选择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如何进行重要的好研究，如何交流结果并参与学术社区：一个好的导师会把（答案）传递给学生。”
一位荷兰化学博士后表示赞同：“基本上没有指导，你需要想很多，用你（自己）的方式摸索出工作方式。仅这一项就耗费了如此多的能源，使得创新研究更具挑战性。导师可以把你带到你自己难以置信的境地。没有良好的指导，只有过于自信的人才能成功。”
但提供的指导是否足够？只有56%的受访者认为，在他们最近的学术职位上得到了成功所需要的指导水平。近1/4受访者（24%）不同意。在非洲，男性和化学领域研究者赞成度最高。在欧洲和物理学领域最弱。
几位受访者指出，尽管他们获得了良好的指导资源，但他们需要自己主动争取。一位美国的生物学博士后说：“我对所需要的培训和指导直言不讳。其他没有这种特质的人在这种实验室环境中没有成功，”
一个常见的研究成功障碍是育儿责任。学术机构是否“在承担与家庭/育儿相关的义务的同时，支持学生从事学术事业？”仅有25%的受访者同意，6%的人强烈同意，而43%的人反对，11%的人强烈反对。
在北美，赞同度最低，只有14%的人同意。男性的赞成度（30%）比女性（18%）高得多。
在一些国家，育儿假的政策几乎不存在。例如，一名在墨西哥的博士生说：“该国不提供托儿服务，不允许（多）生育。你必须休假，这样就可以享受你的产假，但没有工资。”
一位美国政府科学家哀叹道，美国的联邦法律也没有强制规定产假：“在美国，人们认为雇主‘慷慨’，因为他们给员工6周的带薪假。这种压力很大的工作环境对育龄期的年轻研究人员产生了消极和直接的影响。”
但是，即使在更慷慨的、政策完备的地方，问题仍然存在。一位博士后说，在印度，“学术机构只允许6个月的产假”。超过这个阶段，“同事的支持是关键”。瑞典的一名博士生补充说：“由于许多评价指标，如h指数，是数量而不是质量的累积衡量标准，许多拥有年轻家庭的人因此落后了。”
许多受访者将矛头指向了过度工作的文化。当被问及他们所在领域的这种文化是否“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产生负面影响”时，82%的人表示同意，35%的人表示强烈同意，只有4%的人不同意。女性（86%）比男性（78%）更有可能同意，而经济学家（72%）则明显不太可能同意。赞同度最高的是北美（92%），欧洲最低（77%）。
一些受访者指出，即使没有外部强制，过度工作这一根深蒂固的习惯仍然存在。“在我的工作环境中，过度工作不会受到老板的鼓励，很多同事也不欣赏。”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研究员表示：“然而，过度工作的倾向与员工的背景有关。欧洲人不太倾向于这样做，美国人（不管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倾向于这样做，而亚洲人就更倾向于这样做。”
一位同样在德国的男性生物学博士后断言：“过度工作是个人选择，而不是一种文化”。这是很多人都会做出的选择。正如德国私营部门的化学家所说：“如果你想成功，你需要强迫自己比别人工作得更多。除非你可以从裙带关系或特权中获益，否则别无他法。在这样的地方，你永远不会茁壮成长。”
但首席研究员当然可以迫使下属选择努力工作而不是追求其他。“‘学术研究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这一点我从未忘记对后辈说，”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男性化学研究员表示。这位丹麦博士后的前德国首席项目研究员“认为破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拒绝休假就是对他的人身攻击。我们有一个硕士生自杀身亡，（超过一半的）博士生没有完成学业就辍学了……一个朋友在18个月里被拒绝休假（甚至连参加葬礼都不行），直到他辞职。”
当然，领导者通常只是把适用于自身的标准投放出来。一位来自美国的女性管理人员承认，“为了保持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我必须管理好对自己角色的期望。这是一场持续的斗争。然而，我所选择的公共角色的一部分责任包括放弃一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葡萄牙的一位女性研究员不把研究当成工作，她“会很高兴地在周日、晚上等时间做研究。另一方面，我努力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我也有其他活动，因为这实际上有助于我专注于研究。”新加坡的一位助理教授警告说，教师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受控于内在动机而过度工作。她表示：“更好的机构确实会尝试向新员工灌输这一点。”
但机构是否为新员工或老员工提供了足够的帮助？在被问及他们是否“尽其所能合理地支持学术生涯”时，只有18%的受访者表示同意，2%表示强烈同意。相比之下，51%的人不同意，12%的人强烈反对。亚洲和非洲的赞成度最高；男性（21%）比女性（15%）更可能同意。
许多回答者指出，支持程度因机构和国家而大不相同。“我认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确实会尽其所能。但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预算，”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男性博士后说。根据一位同样在德国的研究员的经验，“管理人员尝试了，但每一层支持都伴随着额外的文书/官僚主义，这阻碍了科学家（获得支持）。”
但德国公共部门的生物学家对动机就不那么乐观了：“一旦你的资金到期，大学就会把你赶出去。只有终身教职才是货真价实的。任何声称给予其他东西的大学都是在欺诈。”奥地利的一位博士后说：“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廉价劳动力感兴趣。个人研究的职业生涯对他们的阻碍更大。”
瑞士的一名博士后说，大学“没有足够的反馈机制来保护年轻的研究人员不受首席研究员的磋磨，这导致了有前途的学者外流。在职业生涯中期，没有足够多的永久性非PI职位，双职业的选择也很少。”
与此同时，那位美国行政官员“不确定美国大学在平衡必要的教学负荷、研究期望和对教师的服务要求方面做得好不好”。
然而，在被问及是否应该要求大学学者既是优秀的研究人员又是优秀的教师时，超过2/3（69%）的受访者表示同意，26%的人表示强烈同意，只有19%的人表示不同意。在非洲，认同比例上升至78%，而在北美则下降至63%。
肯尼亚的一位私营部门生物学家说：“要成为榜样，必须擅长教学和研究。好的研究传播好的教学方法，并提供新的知识基础。”
在各学科中，经济学家认为教学和研究两手都要硬的比例最高（83%），生物学家最低（62%）。
一位德国公共部门的生物学家说：“只擅长研究就应该去工业界。”而爱尔兰公共部门的化学家则说，学者也必须是优秀的管理者。“应该进行强制性培训，每两三年进行一次强制性进修课程。”她说：“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允许学者雇用并负责年轻研究人员的职业生涯，却从不询问他们计划如何管理团队、支持职业发展和提高团队技能。”
但许多受访者强调，既擅长教学又擅长研究可能是不现实的。葡萄牙的一位博士后化学家说：“这两种活动的性质并不相同，也不一定是互补的。我认为应该把学术生涯分成教师（主要基于教学能力）和研究人员（基于科学能力）两个职位。”
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都取得优异成绩之难对两者的质量都有潜在的影响。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在他们的专业领域所提供的教学是最好的，相比之下，有54%的人持不同意见。在生物学家和北美受访者中，同意的比例分别降至9%和6%。
一名德国化学硕士学生所经历的教学“非常抽象，缺乏与更大主题相连的具体解释”。
奥地利的一位心理学助理教授指出，在教学质量不足的地方，是因为“人们超负荷工作，被迫将教学作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或者在一些地方，如美国，没有提供足够的薪酬来维持收支平衡”。
一位美国物理学教授说得更简洁：“我们这些教师从来没有接受过如何做好教学的培训。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时间进行训练。”
那么研究呢？这已经够好了吗？只有25%的受访者同意，44%的人不同意。在亚洲，认同度升至37%，但在欧洲和物理学家中降至18%。
许多受访者指出，从定义上讲，总是有改进的空间。但奥地利的一位信息学博士后表示，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节奏太快了，质量受到了影响，话题非常情绪化。很少有人关心可重复性和影响。”德国公共部门的生物学家认为“该领域的许多老家伙阻碍了当代科学的应用”。
当然，一些机构积极地拥抱当代科学的某些领域。但是，机构采取将学术推向特定方向的研究策略是正确的吗？各方意见不一，36%的受访者同意，33%的人不同意。不同的子群体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在亚洲，60%的人同意，72%的经济学家同意，而物理学家的同意比例仅为27%。
一位美国的生物学博士后说，机构战略“将真正终结学术研究。追求科学的基础是自由。”一位在加拿大工作的博士后也认为，策略“经常导致衍生性的、缺乏灵感的工作……最好的蜡烛制造者也不可能发明灯泡。”新加坡的助理教授说：“为一条道路提供额外的资源也许是合理的，但要求某人在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领域工作似乎适得其反。我们通常是高度专业化的，因此在短期内转移业务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行的。”
但一位德国研究员认为，“每个机构都应该建立优先研究领域，以追求卓越。这个优先计划可能与国家政策一致，或者实际上有助于政府建立全国性的研究优先计划。”毛里求斯的一位研究员兼讲师认为，机构研究战略“对于提高研究质量非常重要。大多数时候，学者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只是为了晋升。”
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化学研究员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在研究中设定一定的目标很重要，但我认为研究不应该局限于这些目标。许多突破都来自于编外项目。”
受访者对资助方采用推动学者向某些研究方向发展的研究策略的想法略持积极态度，37%的人同意，33%的人不同意。在亚洲（43%）和高级职业级别中，这一比例最高。物理（28%）和生物（33%）领域的比例特别低。
许多赞同这一观点的人提出了警告，认为只有小型或私人资金或转化科研才能进行限制性的研究。但也有人认为，资助者有权将资金投向任何他们喜欢的领域。身为化学家的这位美国行政官员表示：“如果他们想支持X领域的研究，那是他们作为慈善家的权利。”
德国公共部门的生物学家补充道:“如果你不喜欢资助者的方向，那就选择另一个。”
与研究成功相关的另一个明显的制度因素是工作保障。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担心自己的工作保障时，63%的人表示同意，29%的人非常同意，24%的人表示不同意。不出意料的是，在那些签订非永久合同的人当中，赞成度最高。女性（68%）比男性（58%）更容易感到焦虑，而亚洲和非洲是焦虑程度最高的地区。相比之下，只有25%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关心工作保障。
“我热爱我的工作，但就是没有合理的前进道路，”一位在瑞典工作的博士后说，“这其中有太多的个人牺牲，而得到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机会又如此渺茫，对我来说不值得。如今，想成为一名有房、有家、有一个可预测未来的科学家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奥地利工作的助理教授对获得终身职位感到欣慰，“但竞争如此激烈，我还没有感到安全”。
另一些人担心的不是他们的工作保障，而是缺乏保障的影响。那位荷兰的化学博士后“不能申请拨款，因为我没有足够长的合同制度保障。我正在寻找能给予这种保障的新大学。”
不过，尽管一名在德国的博士生担心自己的特殊职位的安全性，但他“确信我能找到另一份工作”。而且，对那位新加坡助理教授来说，安全“不是我认为重要的事情”。
新冠疫情
当新冠疫情处于高峰期时，许多人预测它将改变研究主题和方法。但这种情况发生了吗？在被问及疫情是否影响了他们的研究重点时，49%的人同意，13%的人强烈同意，31%的人不同意。可以预见的是，生物学领域的赞成度最高（55%）。亚洲的比例特别高（57%），欧洲的比例特别低（40%）。
新加坡的化学研究员现在更喜欢“低风险的研究方向”，而加纳的化学副教授“对与科学建议/政策空间相关的研究更感兴趣”。
在丹麦工作的博士后被迫离开了他以前的槽糕的实验室，他的老板“向当局撒谎，让我们更快地回到实验室，因为他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骗局”。这位博士后表示：“我不会为我的事业冒生命危险。”
许多科学家认为，这场疫情证明了发布论文早期的预印本的价值，这可以加速传播。但是只有不到1/3受访者（31%）同意所有的研究应该在完成后尽快以预印本发表，另有1/3受访者（33%）不同意。生物学领域这一问题的赞成度最高（41%），经济学领域最低（20%）。
许多回答者说，他们在疫情之前就已经相信了预印本的必要性——尽管并不总是出于公共信息的原因。一位美国的化学博士后说：“这确保了我可以宣称我是第一个发现东西的人，而其他人就不能那么容易地抢到我的成果了。”
其他人仍持怀疑态度。“要么有同行评议制度，要么没有。什么时候一份科学出版物是我可以信任的科学出版物？”德国公共部门的生物学家问道。一位在德国工作的博士后指出，“新闻机构把预印本和同行评议的文章搞混了。这是不应该的，因为预印本是非常初步的结论。”
瑞典的物理学博士后则更加强调这一点：“在疫情期间，这些预印本网站上发表了这么多废话......当然，像RNA序列这样的东西在紧急情况下需要立即发表，但其他的就不用了。”
受访者甚至对另一种流行现象更加怀疑——在线教学。在被问及是否可以完全在线有效地教授本科生科学时，只有7%的受访者同意，而83%的人不同意。一位在德国工作的化学研究员给出了一个典型的回答：“面对面课堂教学的互动无法在网上复制。此外，实验室课程必须亲自进行，因为需要掌握实际技能。”
这位在德国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在网上完成了部分本科课程，她说：“我真的缺乏动力，当我自己、同学和教授之间脱节时，我很难完成任务。”
一名加拿大私营部门化学家在疫情期间教授了一门在线本科课程，由于这种断开，疫情成为了一场“灾难”。然而，她确实看到了“在课前发布解释概念的短视频让学生观看，而利用课堂时间解决问题、讨论和提问”的价值。
在线会议怎么样?在被问及他们是否更喜欢亲自参加活动时，只有11%的人表示赞同，而认同程度最低的是职业级别更高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受访者认为没有在线互动的空间。一位在加拿大工作的化学博士后认为：“对于那些不能到现场的人来说，总是应该有远程观看会议的选择”，即使“有机的和个人的互动是会议中最有价值的方面之一，而在线活动永远无法复制这一点”。
一位在奥地利工作的化学博士后承认在线会议的环保意义，但她的个人经验是“在线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建立网络”。
认识到所有这些观点，这位新加坡助理教授希望有“一个大多数会议都在网上举行的世界。理想情况下，我希望一年最多旅行一两次。”
研究影响
对许多观察家来说，疫情也突出了研究影响的重要性。那么，确保他们的研究对更广泛的世界产生尽可能多的影响是学者的责任吗？大约53%的受访者表示同意，13%的受访者表示强烈同意。只有20%的人不同意。亚洲的赞成度明显更高，尽管不同类别下还有其他一些显著的差异。
一些受访者对有意识地追逐影响力表示怀疑。“科学就是探索未知。有时它有影响，有时没有，有时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它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尽最大努力解决重要问题和研究有趣的问题。”一位在瑞典工作的物理学博士后说。
这位芬兰的物理学博士后同意这种观点——尽管她说，如果这项研究对更广泛的世界有潜在影响，“学者至少有责任宣传它”。
一位奥地利的心理学助理教授认为，最好是把扩大影响留给机构内专注的专业人士。她说：“我认为公众宣传真的很重要，但除非他们特别喜欢，否则期望学者们把它当做第一要事是不合理的。”
综上所述，大多数受访者（73%）都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影响比在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更重要；只有8%的人不同意。生物学领域受访者赞成度最低（66%），而非洲受访者（80%）和女性受访者（77%）的赞成度高于男性（71%）。
然而，一些受访者看到了出版业的影响力与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之间的联系。一位在荷兰工作的物理学助理教授说：“通过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你至少可以确保很多人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一些受访者警告说，虽然影响对他们个人来说更重要，但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说，这没有出版成果重要。在被问及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影响是否与在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一样能带来职业利益时，意见产生分歧。36%的受访者表示同意，36%不同意。在经济学领域（23%）和欧洲（26%）的赞成度较低，而在亚洲（55%）最高——尽管巴基斯坦一位私营部门首席技术官表示，“在我国的学术文化中，目前的教员晋升和评估体系只计算满足某些标准的出版物数量。除非评估(标准)有一些衡量现实世界影响的标准，否则它不会给职业发展带来好处。”
一位驻瑞士的生物学博士后表示，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有利于“那些常见报端的（获得奖项或成为）政府顾问的知名教授的职业发展，但他们所带领的团队却在付出150%的努力的情况下，仍没获得稳定工作所需的论文”。
一位在瑞典工作的生物学博士后表示同意：“最终，资助和职业福利主要来自于在影响力较高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政府所钟爱的，就是商业化。但是，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否在尽其所能帮助学者探索其研究的商业潜力呢？只有20%的受访者这么认为，而49%的人不这么认为。亚洲（33%）和非洲（27%）受访者的认同度高于欧洲（18%）和美国（19%）。
那位在芬兰的物理学博士后表示：“有一些支持商业化的服务，但真正的支持——给予人们时间来发展商业想法（而不损害职业生涯），或允许将商业和研究结合起来（而不过度工作）——并不存在。”
这位德国私营部门的生物学家表示，尽管大学在商业化方面尽了最大努力，但它们更好的选择是找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传播成果并在不浪费时间的情况下产生影响的合作伙伴”。
近年来努力扩大影响力的一个措施是日益重视转化研究。那么，未来的研究领导者是否认为这类研究与基础/前沿研究同样重要？答案是绝对肯定的——75%的受访者同意这个提议，21%的受访者非常同意，只有6%的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在生物学领域尤其明显（91%的人同意），而在经济学领域同意度十分低（48%）。
美国一位物理学教授表示：“没有转化研究，基础研究就没有影响。”然而，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经济学助理教授反驳说：“没有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有转化研究。它仍然有用，但通常影响较低。”德国公共部门的生物学家表示，大学应该“探索工业界尚未感兴趣的新领域。转化工作通常最好由行业来完成。”
但是，对于意大利的一位化学助理教授来说，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社会需要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一旦我建立了自己的团队，我就会针对两个目标开发不同的研究路线。”
当然，转化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部分源于资金问题。当资金有限，应该优先投资哪个？就目前情况来看，与基础研究相比，转化研究的资金是否不足？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是，34%的人不同意。但不同国家的情况不同。
芬兰的物理学博士后表示，在美国，与前沿研究相比，转化研究的资金不足，而在芬兰，情况恰恰相反。西班牙的一位化学副教授哀叹道：“对于许多融资要求来说，必须在项目结束时向市场展示你的产品。”这位新加坡的经济学助理教授表示：“向政府推销一个转化项目比基础研究更容易，因为政府得到的好处更清楚和确定”。
更普遍地说，资金显然是争论的焦点。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想做的研究时，46%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19%表示强烈反对，38%表示同意。在职业生涯中期，认同程度特别低。女性比男性的赞成度更低（34%对比42%），生物学家（32%）比其他学科受访者更不可能赞同。从地理上看，尽管非洲的受访者比其他区域（49%）更积极——这或许令人惊讶——但亚洲的受访者远没有那么积极（33%）。
孟加拉国的一位化学助理教授说，研究工作取决于分配的资金。“我们一直都在制定一个合适的预算，然后据此开展工作。”
印度一位化学助理教授表示：“印度政府在研究上投资惨淡。”
即使在资金更充裕的地方，问题依然存在。那位新加坡经济学助理教授有足够的钱，但没有足够的“能力将资金分配到实际需要的地方”。
团队和跨学科研究
许多观察家预测，科学的未来属于更大的团队，其中许多是跨学科的。但是，大型团队是否比小型团队更有可能取得重要发现呢？只有31%的受访者同意，40%的人不同意。令人惊讶的是，在与大科学联系最紧密的物理领域（26%比44%），消极情绪的比例特别高，尽管在经济学领域（14%比59%）甚至更高。
我们经常发现是否需要大型团队取决于研究问题。但也有其他因素。对于一位在荷兰工作的化学助理教授来说，科学上的成功是“一场数字游戏。即使在顶级学院，好学生也只有这么多。因此，要想拥有多条成功的研究路线，就需要一个关键的团队规模。”
一位在德国学习化学的博士生相信“小团队可以更好地交流和交换想法。在大型团队中，想法已经有了，他们只是将其付诸实践。”
但是，在大型团队中工作真的会扼杀科学创造力吗？赞成和反对的比例相当平均，分别为31%和28%。
“这取决于大型团队是如何组织和管理的，”加拿大的一位私营化学家说，“两个极端我都见过。一个极端是，在大型团队中，一个学生可能只是大型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重复单一的计算或程序。另一极端是，如果大型团队中有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有空间进行头脑风暴，并跨多个学科、背景和技术进行合作，那么这种环境就是培养创造力的理想环境。”
那么，与你的专业领域以外的研究人员接触是否有可能提高你的研究水平呢？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是这么认为的，91%的人同意，只有1%的人不同意，不同学科的数据也差不多。
肯尼亚私营部门的生物学家说，与其他领域的接触会刺激研究人员“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当然，瑞典的一位物理学博士后指出，建立富有成效的合作需要时间。
那么非学术影响呢？跨学科合作的非学术影响会更高吗？同样，受访者强烈对此强烈认同，69%的人同意，只有6%的人不同意。经济学家尤其积极，87%的人同意，没有人不同意;生物学家则不那么积极，但仍有64%的人同意，只有4%的人不同意。
然而，奥地利的心理学助理教授指出，这取决于研究问题。她说，跨学科的方法“可以解决一个公众热烈讨论的清晰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一个极其模糊的问题，把两个学科结合起来只会变得更加模糊”。
如果跨学科对研究质量和影响如此积极，那么学术机构这方面的鼓励和奖励是否做得足够好？对此只有24%的受访者表示认可，41%的人不认可。亚洲受访者认同的可能性（40%）远高于欧洲（19%），而经济学家（14%）和生物学家（20%）认同的可能性则低于其他领域的专家。
比较常见的一个评论是，虽然机构口头上强调跨学科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积极支持。瑞典的一位博士后说：“有许多‘倡议’来推动它，但跨学科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更难执行和发表论文。例如，病毒学实验室的规则是为了将所有东西都保存在病毒学实验室中而制定的。很难将样本带到其他机构。”
此外，“许多机构在划分学科上相当严格。虽然在一个部门内做跨学科的工作可能更容易，但跨多个部门就更难了。”加拿大的一位化学博士后说。
人们认为发表跨学科研究很困难，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原因是其质量更难评估。我们的受访者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只有26%的人认为好的跨学科工作和好的单一学科工作一样容易识别，而43%的人不同意这一观点。经济学家的认同程度特别低（17%）。
一位中国物理学博士生说：“跨学科研究的结果当然需要跨学科专家评估，但是跨学科专家并不好找。”
然而，德国的一名物理学博士生指出：“如果不在同一领域工作，通常更容易识别好的跨学科工作，而不是好的单一学科工作”。
国际化
研究成功的最后一个要素通常被认为是国际经验和网络。我们的受访者对此深表赞同，88%的人认为国际网络对他们的研究和职业生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3%的人不同意。在亚洲，认同的比例升至92%。
然而，有些矛盾的是，亚洲的受访者在中学毕业后只在一个国家学习或工作的可能性也大得多：有43%的人是这样，而非洲的这一比例为32%，北美为25%，欧洲仅为15%。最后一个群体是流动性最强的，51%的人曾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学习或工作过，而在亚洲，这一比例只有30%。在3个或以上国家工作或学习的男性（49%）多于女性（40%）。
不是每个人对国际流动都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葡萄牙的一位女性化学研究员表示，虽然过去在许多机构“设备很少”的情况下，寻求国际职位很重要，但“如果我在我的大学拥有我需要的一切，为什么要离开家庭，牺牲我的工作和生活平衡呢?”
荷兰的一位化学博士后发现“国家网络比国际网络更强大、更有力”。另一方面，一位哥伦比亚的经济学者说“无论怎样强调国际面对面和在线会议的作业都不为过。它让我有机会分享我的研究，收到来自不同背景和领域的良好反馈，甚至认识了合著者。”
当然，在一个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世界里，国际合作的政治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棘手。但受访者会因反对别国的政府而拒绝与该国的研究员合作吗？只有16%的人会，而59%的人不会。那些出于职业早期阶段的人和在北美的人则尤其不可能拒绝。
“当然，我会考虑的。但我知道，研究人员不是政客，他们的政府很多时候并不代表他们。”西班牙的一位化学副教授说。墨西哥一名生物化学博士生补充说：“国家之间总是会有分歧，但我相信在科学领域这些问题并不存在。人们合作是出于对工作的乐趣和激情。”
肯尼亚的一位民间科学家也不关心政治，只要她的合作者“个人诚信”上过关。
但荷兰的一位助理教授却左右为难，他说：“一方面，我认为科学应该不受政治影响，但另一方面，科学几乎不可能与政治分离。”一位在丹麦工作的博士后说：“科学不能不带政治色彩……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出生地而惩罚他，但一定能因他的观点而惩罚他。”
几位受访者表示，如果项目是该政权资助，或是在某种程度上能让该政权受益，或参与合作的人与该政权有关联，他们才会考虑停止与项目相关方的合作。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区分会一直存在。“今年春天，由于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我不得不取消了与一位优秀的俄罗斯PI的合作项目。”这位芬兰的物理学博士后说，“这位PI强烈反对这次袭击，我们都想尽一己之力，停止合作以抗议俄罗斯当局。”
有趣的是，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出于安全、商业或政治原因，政府本身限制研究人员与某些国家的合作是合法的。总体而言，28%的人认为这是适当的，尽管48%的人仍然不同意。欧洲的受访者的赞同度更高（34%），而亚洲的受访者的赞同度最低（21%）。
但许多受访者认为，一些限制措施显得更为合理。“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是的。出于安全原因：也许吧。出于商业或政治原因：不。”一位在德国工作的化学博士后说。另一方面，一位加拿大私营部门的生物学家认为：“当有证据表明它威胁到安全或知识产权保护时”，限制尤其有效。一位在德国工作的化学研究员认为，政府可以关闭机构层面的合作，但不可以关闭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但是一位德国的生物物理化学博士后认为，政府对合作的任何限制都显得“愚不可及、道德败坏、令人震惊”。
对研究成功的追求是否应该屈从于更广泛的伦理和商业考虑，这个问题显然不会很快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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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