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中谁需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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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危机”一词已被广泛用于描述其所造成的多重挑战的规模和严重性。但是在11月下旬，我父亲因癌症复发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而他本应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治疗。此时，“危机”的这些隐喻性结构让位于这一词汇在病理学种的原始含义：一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

这着实是一场危机。无论我们以为自己准备得多充分，危机都以迫在眉睫的损失再次震惊我们，引发一系列悲痛、恐惧、怀疑、放弃与希望。

我的父亲是一名肿瘤科医生，曾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工作。这也是他重新住院的地方，所以他明白情况。当会诊医师准备进行实验性的最后一道治疗方案时，我父亲接受了成功机会渺茫这一事实。

作为医学史学家，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发展医学人文学：与学生一起培养共感与适应的能力，并在迷失中寻找意义与接受。因此，当对艺术和人文价值的多年思考与写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证明时，这应当是一个对这两者进行认可的时刻。然而事实是，它们正在接受考验。

在我父亲生病前不久，我们就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的诗《与你共饮可乐》（Having a Coke with You）交流了看法。当时，这首诗看上去如此乐观，充满了期待。但是，当你所爱之人濒死时，一首弗兰克·奥哈拉的诗有什么用？我所听到的只是呼吸机的滴滴声。当我们在疫情封锁下的香港和伦敦，隔着6000多英里的海洋、沙漠和山脉，通过不稳定的Facetime交谈时，这声音像20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一样吵人。

如果艺术和人文不是为此而存在的，那是为了什么？

我想起了疫情前的一次会议，当时有一位朋友与她学校的一名资深管理者，一名工程师一同参会。这本来是与人文学院的一次交流结识的环节。当这位资深同事做总结时，他说，等有一天，也许等退休后，他想花更多时间和他们一起学习绘画。

很明显，在这个时候，他认为自己正在和艺术家，要么是艺人交谈。文学、哲学、历史、美术和其他学科都被浓缩为艺术——那种在画布上绘画的艺术。这带来了一些笑料，但也令人沮丧。举办展览的人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从家具装饰中挑出来的、适宜留待退休生活的一种绘画。在这种沉迷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高校中，人文注定会失败吗？

在父亲再次入院之前的一周，我完成了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在美国流行初期该国的应对措施的书稿。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花了几周的时间重读了讨论疾病的诗篇，其中有些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或病床边写就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在恐惧与痛苦中，他们所充斥的乐观情绪。如乔尔·齐兹克（Joel Zizik）描写他垂死的情人所说的那样，“体温不断上升，直至你皮肤下/充盈液体，如一颗新生的星球”。随着身体的衰竭，诗歌兴起以对抗绝望。危机使生与死更为清晰。生与死被理解为一种持续性——这一持续性将身体的溶解与太阳再生联系在一起，将此处和当下与别处和永远联系在一起。在银河系内的层面上，这些诗句可能在说，我与你同在。

但是，我们在艺术和人文领域的那些关于写作的写作呢？我们可以用新柏拉图式的术语，将对某一阐释的阐释想象为一面镜子中对墙上阴影的映射的又一次镜像反射？

父亲再次入院的第五天，姑息性化疗开始奏效。他能够流利地说话，他的头脑一如既往的清晰。我告诉他我正在写的书，然后我们不知怎么聊到了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画《秋韵（第30号）》（Autumn Rhythm (Number 30)）——我父亲也是一个艺术家——威尼斯作曲家路易吉·诺诺（Luigi Nono）的音乐，最后讨论了他曾读过的一篇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写的文章。我们谈到了各种事，包括他希望把骨灰埋在诺福克，也回忆了我们曾一起去过一座古老的威尔特郡山堡的经历。在这场对话的拼图中囊括了一切：绘画与文学、回忆和蓝天的倒影重叠。

从转折点的角度出发，那场FaceTime对话对我俩来说都是一场危机，因为它提醒我们创造事物的能力不会因为疾病而停止。我们不只是通过绘画、音乐、诗歌和书籍来理解世界；我们在重新创造世界，从而了解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假设我朋友的资深同事认为在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中的我们都是艺术家，那他可能说得有一定道理。当然，我们没有画架或黑色贝雷帽，但我们要做的是创造艺术——哪怕需要一场危机才能让这一艺术显现。

罗伯特·佩克汉姆（Robert Peckham）系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人文与医学的M. B. Lee教授，同时兼任人文与医学中心主任、历史系联席主席。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