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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或许已颠覆学术界的许多事情，却没能影响到出版的持续压力。除了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们大量发表论文，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也争先恐后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有些文章一直在启发人们，如诺亚·哈拉里（Noah Harai）关于增加国家监视的危险性的文章，或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对疫情政治的反资本主义批评等文章。然而，其他人则匆忙地输出老一套论调，有时甚至极其近乎于自我抄袭。
对先前存在的想法进行再利用并不罕见，这通常有助于加深理论见解。但是，如果把旧的概念和理论作为一种万金油，以现成的框架非批判性地放在新的文脉中，这种重新使用就会成为问题。
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3月底陷入困境。他发表声明说，当前的疫情展示了“例外状态”，即寻求权力的政府利用危机时刻剥夺人们的宪法权利。对阿甘本而言，意大利不同寻常的封锁措施夸张且不合理。他写道，政府首先利用“恐怖主义”作为剥夺公民自由的借口，而现在正以这种“流感”为理由进一步使其人民陷入毫无权利的“赤裸生活”。这一论调在哲学家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是“复制粘跌法”的一个更为严重的案例。这位颇受争议的人物曾多次被指责自我抄袭。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久，他宣布会出版一本专门针对这一疫情的新书。如此仓促的出版至少会包含一些重复利用的材料吧？
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反复反映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出版压力与机会主义的交杂。我的一位前同事将新冠疫情描述为“从天而降的馈赠”，并把这一疫情看作是一次引发更多知识分子活动的机会。这种态度具有感染力：在过去的几周中，我多次自我反思，是否不参与这一狂热的出版潮让我错失了重要的机会。
但是争夺冠军的比赛会营造出紧张和仓促的氛围，从而导致马虎。加上一直以来如影随形的人性的冲动，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思想家无法抵制自我抄袭的冲动了。
如今，许多观察家认为，我们将无法回到疫情之前的“正常状态”。他们认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或9·11恐怖袭击一样，这场危机将永远改变世界。在集体性蜗居室内数个月后，我们将在一个新的现实中醒来。
就像学习后殖民主义哲学一样，也许学生们很快就可以专攻后新冠主义理论。这一新知识领域会是什么样的？哪些声音会使用何种话语主导其辩论？我们用来为疫情赋予意义的语言既不是无罪的，也不是没有后果的。我们已经看到，当美国总统称这一病毒是“中国的”时，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是怎样迅速地膨胀起来。因此，在大量热议中，后退一步，观察谁有发言权——以及更重要的是，谁没有发言权会很有用。
俗话说“知识就是力量”，但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有益地指出，决定知识为何物的是最具力量的人。哪些观点被认为最权威？哪些观点能拥有可传播的平台？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不幸去世后的反种族主义示威为这些问题增添了紧迫性。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质疑，这种知识生产的过程能如何变得更加民主和多样化。
但知易行难，尤其是当亟待解释像全球性疫情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事件时。而结果如何？是重回知识生产的精英力量体系；这符合“出版或灭亡”的无情信条。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经说过：“永远不要浪费好危机。”他是对的。新冠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可能性，可以重新考虑我们过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建立起新的话语体系，以阐述一个可能更加平等、可持续且安全的后新冠世界。
但是，如果只是将疫情作为一次草率且不含思考地重述我们早先理论论述的机会，那上述可能性就不会实现。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进行思考，并为在曾经的常态中力量微小的那些新的、不同的声音和思考方式创造空间。
后新冠理论的出现需要时间、空间和开放性思维。
西蒙·英格菲尔德（Simone Eringfeld）是一名教育活动人士、播客Cambridge Quaranchats的制作人。她目前正在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攻读教育与国际发展硕士。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