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和人文研究的影响潜力之大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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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的历史、古今诗人细读、方言字典……这些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他心问题”。而这都是我一直希望学者们能创造出来的东西。和许多同事一样，我有时对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仍然要求寻找“影响途径”的要求嗤之以鼻（申请表上早已不再为此设立专门的页面）。要求仅对自身有益的研究提供利他证明，这公平吗?

2018年，我成为AHRC的研究、战略和创新主管。如果我自认为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那我不会接受这份工作。在这令人激动的4年任职即将结束之际，我的答案是什么呢?

一方面，当我们说某件事是“为其自身的缘故”时，我们几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于一些人来说，以弹钢琴为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样做是愉快的，因此提升了幸福感，也许还有助于心理健康。所以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但也体现了工具性诉求。

此外，“工具性利他”和“纯粹利己”有时会回答不同的问题。我可能会因增进认知之乐而做研究。但是当资助者询问研究的影响时，他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纳税人的钱应该投资于此——而不是护理或燃料补贴。这不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即使答案并非研究员去实验室或图书馆做研究的动因。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艺术和人文研究甚至可以通过“影响途径”的标准产生巨大的影响。在AHRC，我促成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其中一项名为“走向国家收藏”（Towards a National Collection），它利用数字方法推动新的交叉收藏研究，并已全面展开。得益于去年秋天的多年融资协议，其他项目刚刚创立。

项目主题从净零设计到艺术和健康，从人工智能伦理到遗产科学。都是高度跨学科的项目，说明了如何通过将艺术和人文学科纳入其中以更好地利用STEM资金。这将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使企业能够接触到大学的设计专业知识，或为卫生服务提供商设计新的模式，使接触文化成为他们的标准技能之一。

尽管如此，在最近的卓越研究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中，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平均影响力低于STEM（尽管略微领先于社会科学）。所以，我们是否需要担忧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影响力?

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RI）的2020年新冠疫情告知书既揭示了真相，也揭示了严重的谎言。AHRC收到了数百份申请，其中相当一部分得到了资助——涉及伦理和法律方面的紧急问题，例如公共卫生传播。但很多项目没有得到资助，因为我们不能十分肯定地说，他们会在18个月的资助期内产生重大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和人文研究没有影响。为什么英国的疫苗接种计划是从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开始的，而不是（像中国那样）从必要的工人开始的?为什么政府的政策在保护经济和保护弱势群体之间摇摆不定?这些选择是英国精神和文化的体现。一个为期18个月的研究项目无法改变这些事情，这本身就证明，我们对新冠疫情的整个应对方法（不仅仅是疫情）深刻地受到思潮的制约，如果要进行有意义的分类的话，这些思潮属于艺术和人文学科范畴。

哪些过去博学之人会对疫情的冲击最感到头疼？也许是现代逻辑的奠基人弗雷格和罗素。但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人工智能，也就不会有我们所知的当代世界。

再来看看宗教改革。尽管它几乎不是一个研究项目，但它要归功于神学家、政治理论家和语言学家——这些现代艺术和人文学者的祖先。而不仅仅是一些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它对我们今天的影响——从民族国家到个人良知的观念——是无法估量的。

然后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他的“幸福计算”为我们提供了用于所有公共支出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对于一个一生都在支出审查中试图证明其价值的研究委员会来说，具有该死的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巨大的影响经久不衰。政策制定者应该淡化边沁的“邻近性”和“强度”（短期影响很大），更认真地思考他的“持续时间”和“多产性”。

然而，最近“文化战争”激发的热情表明，人们现在也非常关心历史和文化——而不仅仅是它们与健康、生产力或软实力的相关性。我们只需稍作停顿就会惊叹道：AHRC的主要议题突然变得紧迫，而无需考虑通常的影响形式。

这里的危险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在进行干预的同时保持公正，需要秉持谨慎的态度。一个可信的策略应该是把资金集中在那些展示西方文化和历史作为更大的全球整体一部分的研究上。无数的主题都在毛遂自荐：西方中世纪与中世纪伊斯兰教之间的联系，非洲的前殖民史和艺术史，或者印度、阿拉伯、中国和西方视角的比较哲学研究。

其中一些已经在发生。但一个资助机构可以通过展示这些贡献的总和来放大个人贡献：我们和那些被我们标记为“他人”的人可以逐渐共同拥有的文化和历史愿景。

这样的计划既不是学术行动主义，也不是我们的孤岛故事，它会产生超越学术的价值。将有助于照亮今天冲突领土的道路，塑造明天的文化。而这，只有艺术和人文学科可以。

爱德华·哈考特（Edward Harcourt）是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哲学教授。他刚刚结束了在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担任研究、战略和创新主管的4年借调生涯。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