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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科学家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比除美国和中国以外任何国家的科学家都多。但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德国科学界的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各自为主，泾渭分明。
在德国的科研双支持政策下，大学应该专门培养新的科学家，而领先的研究则是数百个著名的、资源更好的独立研究机构独揽之事，这些机构包括马克斯·普朗克协会、莱布尼茨协会、亥姆霍兹协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等。例如，2017年，尽管德国将其可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用作研发资金(在欧盟中比例最高)，但该国大学只获得了其中的17%，更大比例的资金流向了研究所。
尽管大学的资金更少，研究环境也不尽理想——更不用说它们的教学和培训职责了——但它还是打破了研究机构包揽所有重要科学研究的神话。事实上，德国绝大部分的新科技研究是大学产生的。正如我们最近在《Minerva》刊登的论文《大学与研究所孰重孰轻？德国科学成果的双重支柱研究（1950-2010）》所言，研究机构每发表一项新发现时，大学就会发布三项。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的资金不足和不断扩大的招生规模，迫使德国大学将大部分拨款用于教学，而不是研究，教授们承担着沉重的教学负担。如今，大学科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为稀缺的研究资金而竞争，而资金对于维持大学的基础设施也越来越重要。几轮“国家卓越计划”强调了这种激烈的竞争情况，但仅为相关大学提供了少量、定期的资金支持。
在德国，另一个备受推崇的传说是，减轻研究人员的教学和管理职责会使他们更有效率。虽然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确实比大学的科学家更高产，但每年只多发表1/4的论文。为了与大学的巨大产出相匹配，德国在研究机构上已经很高的支出需要翻一番。
另外，事实并不像另一个传说所言，大学论文的质量必然较低。研究机构确实发表了许多影响力很大的论文，但大学发表的论文数量是前者的两倍。在科研机构扩大科学探究并与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合作的同时，大学就更广泛的科学主题发表论文并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这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某些方面，这些都不足为奇。毕竟，研究机构的科学家要少得多。但考虑到由于政策未能跟上学生入学人数的显著增长而导致的限制，这些大学的成就是显著的。如果这一政策发生改变，他们可以做得更多。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将利用资金更充足的研究环境与他们更忙碌的大学同事合作。但是，尽管采取了几项举措，这一目标的实现进程却很缓慢：2000年至2010年间，研究机构与大学的合作出版物在所有出版物中的占比从3%上升到了12%。
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德国的洪堡式研究型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科学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韩国等其他国家都通过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努力推动研究进步从而提高了科研实力，而不仅仅是发展几所著名的大学。
这就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惊人的、持续的新发现爆炸背后的秘密：全世界每年发表的200多万篇文章中，大学论文占80%到90%。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德国向世界提供了洪堡模型，但近几十年来，它对本国大学研究能力的支持却没有达到世界级水平。如果德国不尽快纠正这个错误，增加科研资金并在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建立更牢固的联系，那么其优化利用研发预算以及在一个科学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威胁。
大卫·贝克（David P. Baker）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社会学、教育与人口学教授。詹妮佛·达斯道尔（Jennifer Dusdal）系卢森堡大学（University of Luxembourg）博士后研究员。贾斯丁·鲍威尔（Justin J. W. Powell）系卢森堡大学一位教育社会学教授。曼弗雷德·斯托克（Manfred Stock）系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大学（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Halle-Wittenberg）的社会学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