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er (senior)

厌倦了在作者名单上的落后位置？一项研究表明，在姓氏上发挥创意或是解决方案

普什卡尔（Pushkar）称，印度专利申请和授予数量激增，这与中国成为知识经济体的路径相似

杰里·雅各布斯（Jerry Jacobs）表示，披露直接拒稿率、同行评审处理时间和其他实用的运营数据比《作者权利法案》更能打击期刊的轻率行径

eLife的长期支持者保罗·比尼亚斯（Paul Bieniasz）说，假装科学家不在乎在高精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变革举措将抹除eLife在科学出版方面的关键作用

研究发现，线上会议的总体碳排放量与一小时车程的排放量相似

英科学家称，出租车司机是外星生命、星际旅行和深空探测等问题的灵感来源

阿德里安·弗恩海姆（Adrian Furnham）表示，委员们缺乏专业知识和群体思维通常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最好将审查委托给专业律师和伦理学家

马克·里德（Mark Reed）表示，如果我们想要一支有灵活性、富有同情心和幸福感的团队，光靠普通的指导是不够的

出版商需要审视他们的偏见，而大学要审视其支持机制，阿维·斯泰曼（Avi Staiman）、玛妮·乔·佩特雷（Marnie Jo Petray）和盖琳·克莱门茨（Gaillynn Clements）如是说

艾德里安·福恩海姆（Adrian Furnham）表示，准确地汇报结果很重要，但所要传达的意思很少会被拼写或语法错误扭曲

旨在终结根据发表指标评估研究人员习惯的一项努力正在蓄势。但是，期刊影响因子真的像声称的那样毫无意义吗？要求科学家描述他们的各种贡献真的会提高公平性和严密性吗？或者只是助长了官僚主义？杰克·格洛弗（Jack Grove）报道

安妮-洛雷·赛利耶（Anne-Laure Sellier）表示，当面对新的发现时，研究人员和记者都应该保持更怀疑的心态

达米安·斯梅德利（Damian Smedley）说，英国的全基因组测序项目可能会引发罕见病治疗的全球性改变

安迪·法内尔（Andy Farnell）表示，废除出版商，绕开大型科技公司，是实现科学力量最大化的先决条件

德克·林德鲍姆（Dirk Lindebaum）和彼得·乔丹（Peter Jordan）说，如果期刊和大学采取更多措施激励同行评审，那就有望克服同行评审危机

莱昂内尔·塔拉森科（Lionel Tarassenko）表示，谷歌翻译的局限性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有关人工智能的老问题

斯蒂芬·艾格伦（Stephen Eglen）和鲁伯特·加提（Rupert Gatti）表示，虽然出版商声称金色开放获取是唯一的可持续开放获取途径，但新的指导方针否认了这一说法

雷蒙德·普特（Raymond Pot）和威廉·穆徳（Willem Mulder）表示，取消可衡量的评估标准将使判断更具政治性和随机性

新研究对单一研究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建议详细跟踪研究人员分析的决策过程

迈克尔·布拉斯特兰德（Michael Blastland）和乔治·戴维·史密斯（George Davey Smith）认为，不确定性应作为严肃和诚实的标志

连续的出版强化了研究效果，预出版使过程更加便捷。那么为什么期刊仍然对此如此警惕呢？乔希•哈迪（Josh Hardy）问道

凯特·艾切霍恩（Kate Eichhorn）表示，许多学者表现出令人震惊的例外主义和优越感，但甚至连基本任务都无法完成

乔安娜·维埃拉（Joana Vieira）称，当实验室成员习惯于一种“虐待文化”时，与他们交谈并不十分能说明问题

中国出生的学者现在是日本最大的外国学者群体，其次是美国人、韩国人和英国人

麦克斯·霍德尔（Max Horder）称，缺乏想象力和对人际交往的厌恶让博士生难以在学术界之外找到有价值的职业

学者们称，海外招生的快速增长要求更好、更开放的国际教育政策

专家称增加研究经费只是促进创新的第一步

阿德里安·弗纳姆（Adrian Furnham）说，挫折是常见且不可避免的，但以强硬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待评审的意见可以减轻这种刺痛感

斯蒂芬·布拉德利（Stephen Bradley）、杰西卡·巴特勒（Jessica Butler）和克里斯·钱伯斯（Chris Chambers）称，研究人员应与公众一同开展运动，以重新推动良好的科研实践

因为巨额的投资以及对学术出版的全力支持，中国大学的全球排名大幅上升。但在中国为下一个五年计划做准备之际，乔伊斯·刘（Joyce Lau）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建立一个“中国哈佛”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

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Dirks）表示，对新冠疫苗研究者的赞扬固然应当，但其他科学家的非凡工作也不应被忽略

当自己的父亲躺在重症监护室时，罗伯特·佩克汉姆（Robert Peckham）对自己医学人文教育专业价值的信念受到了严峻考验

多萝西·毕晓普（Dorothy Bishop）说，学者们仍然执着于声望指标，但同行审稿人可能会认为《自然》期刊在牟取暴利

理查德·奥利弗（Richard Oliver）表示，疫情重塑了学术会议与出版，此时正应将演讲与论文结合起来

罗伦纳·加左提（Lorena Gazzotti）称，我们需采取紧急行动，帮助那些因新冠旅行禁令而暂停研究的博士候选人

四位学者认为，只关注独立机构的研究阻碍了德国的发展

尽管有越来越多竞争性奖项出现，但正如某位获奖者所言，“每个学科的年轻学生都曾幻想荣获诺贝尔奖”。目前，成千上万的人涌入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浪潮之中，那么颁奖委员会是否会最终放弃对某一位科学天才的偏执呢？杰克·格鲁夫（Jack Grove）如是说

罗恩·伊霍芬（Ron Iphofen）表示，在可疑数据公开后随即中止的一种新冠病毒治疗试验，凸显出科学不透明性的危机

按照国际标准，女性在亚洲学术界高级职位中的比例很低。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这一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但新冠疫情的封锁对女性的过度影响会否使这一良好进展蒙受损失？

大卫·桑德斯（David Sanders）认为，是那些有不当研究行为的人，而非揭露他们的人，伤害了科学。但尽管这位生物学家接受了自己身为数据侦探的角色，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可以分担这份不会受到感谢且具有法律隐患的责任

这些获奖者认为，为了让政客倾听科学界的声音，科研人员对新冠疫情危险的判读有失偏颇，而这不利于公共辩论

李静海（Jinghai Li）表示，我们需要依靠智慧和共同目标来改进多层次规范

想要被证明的冲动和“出版或灭亡”的真言，对孕育学术成果有害。西蒙·英格菲尔德（Simone Eringfeld）认为，审慎思考是最好的选择

斯里拉·罗伊 （Srila Roy）表示，问题在于不论是否有孩子，我们都在用男权的标准评价女性

李静海表示，填补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差距可能会比人工智能带来更大的进步

抗疫封锁影响的不仅是即将毕业的学生。罗斯·戈斯通（Ross Goldstone）称，如果没有一系列资金申请延期，许多人都会面临困难并退学

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表示，尽管存在诸多谜团，但将研究议题下放到学科一层上，成功的事例并不多

科学家呼吁全球“超级体”统筹冠状病毒研究，但有人担心集中化方法可能会阻碍潜在解决方案

菲尔·埃默森认为，不同个人情况凸显出疫情过后也需要持久的适应能力

戴维·桑德斯（David Sanders）表示，拒绝合法作者应占的合理份额属于学术不端行为

汤景泰称，社交媒体舆论也反映出大众对真实信息、社会公平和更大透明度的期待

过度批评反映出顶级期刊缺乏研究经费和版面，但一位匿名学者说，同行们没必要配合

年轻科学家们的职业受作者排序的影响，因此纷争在所难免。由大到小地排列作者的贡献是为了确保每人都得到应得的认可。但这样就能相安无事了吗？顺带一提，本文的第一作者是杰克·格洛弗（Jack Grove）

在反专家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捍卫科学真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但也更困难，易招致人身攻击。安娜·麦基（Anna McKie）的这篇文章写给那些为科学倡议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以及那些愿意承担起这个事业的人

阿尔贝托·巴卡尼(Alberto Baccini)、尤金尼奥·彼得罗维奇(Eugenio Petrovich)和朱塞佩·德·尼古拉(Giuseppe De Nicolao)称，在研究经费下降的情况下，引文影响力成绩提高是博弈带来的结果

罗恩·伊弗芬(Ron Iphofen)称，私营部门与学术界不同，其研究人员不受伦理审查，这一现象不公平且极其危险

特里莎·格林哈尔与埃德·霍金斯声称，奖助金申请者因不愿意换工作场所而遭到排挤可能涉及深层次不公平

现代学者无人不知“要么发表要么灭亡”，但是，要想取得突破性学术成果，定期发表论文是好事还是坏事？西蒙·贝克(Simon Baker)评估了研究数量和质量之间关系的数据，并询问哪一个(如果有的话)应该作为优先级

安德鲁·奥斯瓦声称，大学晋升机制要求顶尖研究者同时成为优秀教师和优秀管理者的做法有损大学的本质

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大学领导和公司首席技术官正在做什么？